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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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是“中华民族”的，又要是“现代”的。返本开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进而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是“中华民族”的，又要是“现代”的。前者要求我们返本开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者则意味着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中西互鉴。两者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返本开新，激活传统

　　返本开新是文明史上的常见情境，特别是现代大国强国的重要文化特征。世界变化越来越剧烈，我们都感受到了科技和商业的力量在深刻地改变社会，感受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想回到自身历史和文明的源头，看看自己从哪儿来，想想自己的所来之处是否还有着能给当下带来启示和活力的源泉。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更要去追寻那些有着恒定价值的东西。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人们不断回到先秦，回到我们文明的萌生处寻求启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先秦诸子一直就是后世思想的灵感源泉。“三代想象”一直是儒家不断发展的依归所在。宋明理学更是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典范：面对佛学冲击，儒家士大夫从唐代韩愈、李翱首倡重建儒学，再到宋代朱熹重返儒家经典提出理学，再到明代王阳明集宋明理学之大成，儒学立足自身，返本开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资源。而儒学中的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学，则在晚清危亡时期再度兴起，为有志之士的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历史上，西方文明也很多次回到古典源头去寻找启示，开启新思想。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萌生，可它最初却表现得像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活。19世纪的德国，很多文化巨匠也把目光重新投向古希腊。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当今的欧美也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激活古典概念来理解当下。而在法律体系中，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制度，例如合同法的一些基本规则，仍然在延续两千年前的罗马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更强的自觉来挖掘、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挑战，以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形态和思想成果。返本开新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和开放包容之间也并不冲突矛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必然是返回中华文明根本，不断开出新形态、新内容、新成果的过程。

　　文明互鉴，创新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在当今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西互鉴。要促进文明互鉴、中西互鉴，就要实现三个“超越”。

　　超越文明隔阂，交流互鉴从来都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代中华文明不断借鉴其他文明发展自我。历史上中华文明通过吸纳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文明，推动形成宋明理学。20世纪以后，中国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现代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汲取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营养。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指出：“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历史上，欧洲曾对中国充满兴趣，启蒙时代还曾出现过“中国热”。

　　超越文明冲突，交流互鉴实现创新超越。“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明的相通相近，反映出超越时空的人心共性，使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逐步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之间的多元和差异，为人们在交流互鉴中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取长补短、创新超越提供了条件。比如，古希腊文化对逻辑思维的强调、对非实用真理的探索、对好奇心的鼓励，对渴求创新思维的我们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中华文明注重秩序与自由、责任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为当代西方有识之士反思自身文明时所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强调征服和利用自然，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天人合一”“顺天应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文明的发展，既要返本开新，激活各自优秀传统；又要开放包容，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文明交流互鉴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而是成为更好、更伟大的自己。

　　超越文明优越，摒弃以族群来区分文明野蛮的观念。中华文明历来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度，不以族群来划分文明和野蛮、区分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越是繁荣强盛的时代，就越是如此。当前，人类需要超越文明等级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文明不意味着征服和改造，而是尊重、欣赏、学习和成就他者。

　　然而直到今天，西方一些人依然秉持文明等级论，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产生出来的价值体系看成“普世价值”，并制造出许多文明等级的二分法概念——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等，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动辄指责和干涉，甚至兵戈相向。这种不平等的文明观正是世界上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价值观是文明最深层次的内核。在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特别是中西互鉴之中，我们对中国人的独特价值体系会有更清晰的认知，这一独特价值体系也是正在创造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在社会价值观上强调群体本位而非个体至上。中华文明坚持德性为本、群体本位，讲求义利之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人民至上、群体本位。西方现代文明奠基于个体至上的价值观，其经济、政治、社会等秩序的逻辑起点，都是为追逐自身利益的个体提供理论和制度依据。原子化的个体极致地满足自身欲望，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给西方社会弱势阶层和群体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发展观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文明历来对资本的逐利特性保持高度警惕，“天下为公”的传统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上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上反对用金钱衡量一切、强调精神富足，等等。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驱动的现代化。资本被视为塑造社会的支配性权力。

　　在治理观上强调团结统一而非分化对立。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脉从未中断。秦汉以来，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土完整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底线，维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自觉。主流政治力量、主流价值观念和主流思想文化的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当代中国在更高水平上发展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多元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又使其生机勃勃。政治与宗教、地域、种族之间的分化乃至撕裂，是当代西方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生态观上强调天人合一而非征服自然。中华文明坚持“天人合一”“天人互益”：以“万物一体”“中和位育”的观念看待自然，以“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心态敬畏自然，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利用自然。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优秀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于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气候等挑战具有重要价值。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自然为目标。

　　在天下观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各自为战。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平等共处，对话协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体现。差不多400年以前，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西方现代主流观念，将国际关系视为各个国家在世界上竞争有限资源的关系。

　　当代世界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新兴技术不断撼动既有伦理原则，霸权行径不断冲击世界和平，民粹主义不断撕裂社会结构，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的激烈博弈甚至带来战火，这让我们对于世界的前景充满担忧。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客观上说远比过去有更好的条件。人类最有创造力、进步最大、最有活力的时候，也经常是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交融最充分的时候。古老的传统重新焕发出活力，现代文明不断反思自身的欠缺，正是人类不断进步、走向更高更好的文明形态的机会。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返本开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进而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