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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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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给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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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要反映教育学科的本质，注重学科基础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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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要处理好学科建设（“学习好”）与服务大学（“做家务”）之间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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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要努力服务于综合性大学自身的发展需求，努力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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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要体现学校的特色，与学校特色和优势学科建设融合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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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要提高站位，不仅要从服务大学的角度来考虑，更要从促进社会进步、服务国家的高度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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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具有多样性，不能采用一个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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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是否要办本科及师范教育不能一刀切，要分析综合性大学的历史、学科布局及教师队伍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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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遇到的问题有的具有特殊性，有的则与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类似，具有共同性 |
清华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理念与学科建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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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路阳：石老师好，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访谈。从您的履历来看，您既是顶尖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负责人，又做过顶尖师范类高校教育学科的负责人。我首先很好奇的是，通过这两段不同的经历，您对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有怎样的独特认识和体会？ |
石中英：从北师大到清华，有机会了解和服务作为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般而言，综合性大学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支柱学科，教育学科在地位上不像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那么高，学科队伍规模比较小，服务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能力比较弱，在人事编制、办学空间、人才项目申报等方面也多受到限制。但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也有自己的特色甚至优势，主要表现在依托的大学平台比较好，教师队伍小而精，生源素质较高，人均拥有的资源比较丰富，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空间比较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比较活跃。从这个角度来说，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建设一定要扬长避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利用大学平台和学科优势、强化学科特色、促进交叉创新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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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是的，这些理念我来清华后在不同的场合都提过，它们也确实是指导清华教育研究院工作的指导性观念。“继往开来，追求卓越”是我刚来清华教研院工作时提出来的。当时我面临着如何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问题。我用“继往开来，追求卓越”来表达我对该问题的思考，意思就是继承教研院既往工作形成的优良传统，着眼于未来发展的任务，分析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开拓工作的新局面，在整个过程中体现出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我在学院管理中不太喜欢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北京师范大学时是这样，来清华后也是这样。我比较看重的就是把过去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保持下来，发扬光大；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对学科组织的持续改进和提升。在首届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上，我在介绍清华教育科学时使用了“同向同行，融合创新”作为标题。这两个词是对改革开放后清华教育学科发展史的概括和总结。“同向同行”指清华教育学科建设与大学建设以及国家教育现代化同向同行，表征了清华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想。“融合创新”的基本含义是“通过融合促进创新”，用来指称清华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机制。这里的“融合”既包括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如工程学科、管理学科的融合，也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和学生的融合；“创新”既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上，也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创新上，甚至还体现在为大学“双一流”建设和国家教育现代化服务理念和方式的创新上。
从以上介绍来看，这四个理念之间并没有一种严谨的结构性关系，也很难说谁是核心。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指导清华教育学科发展，都很重要。没有“继往开来”，没有对过去的继承和尊重，没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学科建设就会失去根基，失去活力。没有“追求卓越”的目标和理想，学科建设就会失去深厚的精神动力。没有“同向同行”，学科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也不能得到学校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没有“融合创新”，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最终不能在整个国家的教育学科建设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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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依据上述发展理念，清华教研院在未来几年大的学科布局已经确定下来，重点方向是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与管理、教育技术、工程教育和基础教育。其中，工程教育体现了清华教育学科的特色，将来一定也会成为我们的优势学科。清华的工程学科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工程教育研究也有优良传统和很好平台，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国际工程教育中心（ICEE）以及科技部、教育部的工程教育多学科交叉创新引智基地等。这两年院里从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经费筹措等几方面加强了工程教育学科的建设，使得这个清华教育学科的特色更加鲜明。其他的四个方向在研究上也都在进一步聚焦，比如在高等教育中，我们在基本理论研究以及大学生学业成就追踪调查方面有长期的积累，并且已经产生国际影响，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在教育政策与管理领域，我们在教育战略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政策领域有大量高水平的研究，与教育决策部门也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教育技术领域，我们主要是在职业教育信息化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下一步也会在混合教育教学系统建设方面产生具有理论、政策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在基础教育领域中，我们与清华大学附中附小合作，它们是分别走在全国中学和小学教育改革创新前列的，将来会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贯通与衔接方面进行探索。
学院成立的顾问委员会是由国内外高水平专家和杰出教育管理者组成的一个专业咨询和指导组织，成立以来召开过两次会议，围绕着学科建设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高水平意见建议。在学科建设方向方面，主要意见建议包括：要明确教育学科在清华整个学科建设中的定位，究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设，还只是作为一个支撑性的学科来建设；要摆脱学科排名的诱惑与影响，注重学科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要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明确各学科间和学科内部的逻辑关系和学科重点；要进一步加强对清华大学这个案例的研究，研究清华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提出的理念、走过的道路和形成的优秀经验；要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开展前瞻性研究，形成原创性和代表性的标志性成果等等。这些意见非常宝贵，我们都做了认真研究和分析，并将它们吸收到我们的“十四五”规划里面。
清华大学教育学科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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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水平上来说，教研院现有的师资力量要支撑这些学科方向的高水平建设还是比较吃力的，大家都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我们现在是做了5个方向的规划，但是重点建设的只有4个，平均每个方向上有5个人左右，每一位老师可以同时在两个学科方向上工作。作为一种解决办法，我们现在扩大了对博士后人员的招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师团队数量的不足。我们也一直在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我们在这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希望将来在增强师资力量方面能够得到学校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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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加强高水平人才引进是学科建设特别是学科师资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促进高水平人才的有序流动，对于整体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来说也是有益的。当然，短期来看，对于人才流出的单位来说会产生一些影响，对于人才流入单位来说是否能够产生正向效益也还需要观察。至于人才流动是否会改变国内教育学科的实力分布，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学科实力不是由个别人决定的，而是由学科的传统、基础、政策环境和资源条件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不过，如果人才引进是成团队引进的，那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有可能改变国内教育学科的实力分布。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领域如数学、法学等领域等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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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路阳：您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是否会有压力？毕竟，清华教研院这几年主要引进的是有潜力的青年人才，而等待他们成长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等任务又十分紧迫。 |
石中英：当然有压力，而且压力还不小。如您所知，我们这几年引进了几位青年人才，有几位副教授进入长聘，他们的素质和学术表现都很好，但要成长为学科骨干和学科领导者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也常常和他们说，我是过渡性的，待他们成长以来后就向他们交班，希望他们从多方面历练自己，快速成长。今后教研院还会进一步加大对国内外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力度，加强对中青年老师的支持和培养力度，为他们的健康和持续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至于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的任务，我认为是长期性的，不是短期性的，是综合性的，不是若干指标可以概括的。从2019年清华教育学科庆祝重建四十周年开始，在整个国家和大学教育评价“破五唯”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学科建设就开始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了，更加重视学院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建设，更加重视人才培养的质量，更加关注学术创新的水平、更加自觉地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和国家教育现代化。至于学科评估和双一流建设，我们更多地是把它们看成是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或动力，不再把它们看成是学科建设的目标或关键指标。
清华大学教育学科人才培养策略与质量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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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路阳：目前，南京大学已率先在我国高水平综合大学中成立教师教育学院，举办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工作，而上海交通大学也已成立教育学院，探索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新路径，不知清华教研院在教师教育方面是否也有所规划？您的考虑是什么？ |
石中英：教育学与教师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近代教育学科能够在大学立足和发展，与大学参与教师培养和培训有直接关系。从国外的情况来看，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是很普遍的事情，我们国家近一二十年来在规划教师教育时也一直倡导综合性大学加入。总体上看，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加教师教育是一个大趋势，国家亟需，中小学校期盼，社会舆论也会很支持。我来清华之初，也曾经有过这个考虑，院内老师们的意见总体上也倾向于支持。但是，开设教育教育项目，需要得到学校大力支持才可以，而且我们目前培养教师的师资还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了解中小学实际情况的老师比较少。
目前我们承担了教育部第二批名校长领航计划学员的培养工作，加强了与基础教育的联系，也积累了一些培养中小学校长的经验。我们培养教育领导与管理方向的教育博士，十年来也有不少的中小学管理者进入该领域学习。同时，这些年院里老师的研究项目中也有不少是与基础教育有关。最近，教育部印发了《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我们也已经决定参与此项改革，为对基础教育有兴趣和有抱负的研究生免试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创造条件。如果将来有关条件具备了，我们希望在理科（STEM）硕士及博士层次教师培养方面做些探索，但是规模一定不大。我们国家有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大规模的教师培养主要还是师范大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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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2019年，学校批准我们与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因有思政教师教育博士项目）共同成立教育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这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来说是一个重要突破，解决了教育学科人才培养与学位授予主体不一致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突出学科特点，建构更加良好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此前，教研院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审核一部分是在社会科学评定分委员会，一部分是在公共管理评定分委员会。由于这两个委员会工作体量都很大，教研院仅有个别老师在里面做委员，容易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审核方面存在把握学科共性与体现学科特性方面的失衡。教育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成立为我们构建更加良好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分会成立一年多来，诸位委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神让我很感动，切实发挥了分会在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方面“把关人”的作用。
教育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立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依据《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制定教育学、体育学领域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认定的具体标准，并具体应用这一标准。按照学校的要求，研究生申请学位要更加突出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其中，研究生用于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成果应当在相应学科领域具有先进性，用于申请博士学位的学术成果应当在相应学科领域体现一流水平、具有创造性。研究生用于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学术成果应当由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独立完成，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整呈现。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同时，研究生可以以学术期刊论文、重要学术会议论文、专著、专利、作品、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呈现相关创新成果。相关发表学术成果可以作为评价学位论文水平的重要参考，但是不能代替对学位论文创新性的独立审查。这样的一些政策安排，有助于破除过去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中强调“论文发表”而相对忽视学位论文质量严格审查的问题。过去我们规定，博士生毕业申请学位，必须发表2篇CSSCI期刊论文才可以（所谓的“数论文”），否则虽然论文答辩通过了，也不能授予学位。新的政策取消了这个硬性规定，有助于学生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博士论文的研究上，提高博士论文研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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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博士生的毕业标准即博士生的培养目标，这个培养目标明确写在各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中。就目标涉及的发展领域而言，包括了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学术基础、学术能力、方法论素养、实践能力等。博士生只要达到了培养方案中有关培养目标的规定要求，就可以毕业了。在博士生培养的各种目标要求中，学术水平或能力当然居于核心地位。评价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确实不能够以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级别来衡量，这样的评价太简单化、太没有学术性了，也是产生不良学风的制度根源。代替这些简单化评价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开题委员会、资格考试委员会、答辩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等各种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从我们分会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明确学位论文作为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认定和审查的主要根据；第二，严格实行资格考试和预答辩制度，对于首次资格考试和预答辩不通过的，可以给予第二次机会；第三，要求答辩委员会就答辩论文的创新性给出明确判断，并将这一判断和全体答辩委员的名单附在论文后面存档；第四，在分会上重点审查外审专家意见和答辩委员会的创新水平认定，当然，也要审查学位申请人在校期间的课业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这些机制和做法其他高校也都有，可能我们在工作的认真性、程序和标准的严格性上做得好一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研究生规模比较小，所以分会开会时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讨论，如果研究生规模比较大，一季毕业好几百，像我们这样做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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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些需求，清华教研院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将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变革，包括；进一步明确教育学硕士、博士以及教育博士等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核心素养；实施好“未来教育与学习”交叉学科硕士生项目，提高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水平；提高生源质量、课程与教学质量、学位论文质量和学生就业质量，完善全过程教育质量保障指标体系；加强基础理论课、研究方法课和院代表性课程建设，开好中国教育调查课；推动教学模式创新，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学习、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关注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和深度学习需求；强化教育博士的案例教学，凸显清华教育博士特色；加强学生教育实习实践基地建设，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推行导师组制度，严把人才培养质控环节，建立人才培养质量预警机制，继续做好人才培养的分流工作；加大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支持学生到国际机构实习和就业等等。
清华大学教育学科的知识生产与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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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由于每个老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参与这些校内项目和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之间表面上是存在矛盾的，长期以来确实存在着少数或个别老师被动参加校内项目的现象。但是，从我个人的认识而言，我觉得实质上是不矛盾的，不仅不矛盾，如果处理得好，还有助于老师们学术水平的提升和学术影响力的扩大。
清华大学是国内顶尖大学和国际上的一流高校，无论是在大学治理方面，还是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都长期走在国内高校的前列，为清华教研院老师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和肥沃的思想土壤。“研究清华”是清华教研院全体师生的一种责任，是清华教育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更是清华教育学科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我来清华之后发现，清华教研院许多老师过去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以及获得的学术和教育教学成果奖励都是建立在研究清华的基础上的，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也是以清华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改革作为研究主题的。这可能在全国其他院校比较少见。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通过主持几项清华文科的“双高”项目，不仅对清华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促进了我的清华认同，而且还独自或与合作者一起在《高等教育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为了进一步激励老师们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清华改革和创新服务，教研院还专门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提升服务学校发展能力的实施方案》，并将服务学校作为教师岗位任务、年度考核、聘期考核和职称晋升等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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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实施方案》提出的关键举措包括：1.把服务学校发展作为全体老师的岗位任务，列入教师聘任合同中加以明确。在教师年度考核、聘期考核、职称职务晋升中，也要加强对服务学校发展工作质与量的考核。2.鼓励和支持教研院博士后在完成合作导师和所在项目组科研工作的同时，承担服务学校发展的工作和任务。根据服务学校发展项目需要，教研院可以设立专门的博士后研究岗位。3.围绕学校“双一流”战略和教育教学改革创新需求，动员和组织全院力量开展具有超前性、预见性、引领性的研究，为学校的未来发展提供基于理念、价值和证据的重要研究报告，切实提高服务学校发展的层次和水平。4.建立教研院师生服务学校发展项目信息登记备案制度，备案信息内容具体包括项目名称、起止时间、具体服务内容、项目成员、服务对象给予的评价（如采纳证明等）、结题情况等。有关教研院服务学校发展信息编入教研院年鉴。5.将服务学校发展工作列为教育研究院年终奖励评价内容和奖励范围。
《实施方案》出台两年多来，这些举措大都已得到切实的实施，整体上强化了全体教职工服务学校工作的责任意识，提升了服务学校的综合效益，已经产出并将继续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提升了教育学科在学校发展中的支持度、贡献度和美誉度，其效果已经达到甚至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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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是的，他们有的在校政策研究室挂职，有的在校规划办挂职，有的在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挂职等。挂职期间，他们主要是应用自己的专业为挂职部门做一些研究和学术支撑的工作，具体的工作内容由挂职部门分配。这种挂职也是校职能部门和教研院双方协商的结果。从教研院的角度来说，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种短期的挂职，促进中青年教师尤其是海外回来的中青年教师走进我国高等教育一线，实际参与到清华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去，并基于工作需要对全校、全国和世界其他大学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有一个系统、丰富的了解，提高他们的教育实践素养、问题敏感性和思想洞察力，为他们的未来成长打下比较坚实的实践基础。今后，这种趋势仍然会延续，并且会从中青年教师扩大到硕士和博士生。但是，我们会根据教研院教师资源和学生专业分布的总体情况加以有序选派，防止影响到教研院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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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研究生挂职与教师挂职不一样，也许叫兼职更准确一些，他们在学校有关部门有岗位任务，但没有具体的职务。教育学是实践性科学，教育学人才的培养不能够闭门造车，必须注意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研究生主要分布在高等教育学、教育政策与管理、教育技术学、工程教育等专业领域，利用一学期左右的时间，让他/她们到大学各个部门或相关教育技术公司去挂职或兼职，与一线的领导、老师和工程师一起工作，对于他/她们的学习、成长非常有好处。如果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连大学有几个部门、各个部门都在做些什么工作、工作中又会碰到什么难题都不晓得，他/她们怎么做研究、将来又怎么能够胜任工作要求呢？！这种挂职或兼职服务的收获，比起当课程助教而言，要大得很多，也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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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清华校史研究是教研院清华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思想史，也包括制度史、活动史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过去有关部门、院系所和教研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有很好的基础。我到清华教研院之后，结合《清华教育文存》《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道路和经验研究》等项目，与同事们一起从学术方面加强了这个部分的研究工作，属于正在进行时，将来有望取得一些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能不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主要取决于它们研究的质量，而不是取决于它们的题材。在一些涉及到清华历史研究的项目中，我和一些中青年老师都很受教益，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越发理解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开始理解清华的精神成长史，理解清华大学志向的高远、精神的卓越、行动的坚定和勇于突破自我的勇气。我们期望，这种工作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服务学校有关方面的实际工作，更是为了帮助我国高教界、一般社会公众乃至国际社会深入了解清华的过去和现在，用学术的方式讲好清华故事，传播清华的理念、价值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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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路阳：通过清华教研院的实践，您认为，在教育学科服务学校和服务学科这两种逻辑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矛盾？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怎样化解；如果不存在的话，又该如何取得平衡，实现学校、学科之间的共赢？ |
石中英：我来清华教研院两年多了，对这个问题也思考了两年多。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和提高服务学校以及国家教育现代化水平不是彼此冲突或矛盾的任务，而是相互统一的任务。提高学科建设水平是基础、前提，没有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就谈不上为学校发展和国家教育现代化做出一流的贡献。同时，清华教育学科建设的水平，不单单体现在一些课题、论文、奖项、经费等量的方面，最关键是培养出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流学者，进而为学校发展和国家教育现代化做出一流的贡献。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提出了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新战略，这就为教研院的工作与清华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会努力抓住这个机遇，在为学校提供更高质量的学术服务过程中，推动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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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前面谈到，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和清华大学“双一流”建设同向同行，是清华教研院工作的价值取向。我们在服务学校和国家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确实接受了一些委托任务，这反映了上级部门对我们的信任。一般而言，这些任务意义重大、时间紧迫、要求也非常高，短时期内需要老师和研究团队成员的大量投入，而且许多研究成果在未经授权的前提下不允许公开发表，甚至是口头报告也不行。这要求我们的老师们要有服务精神和责任担当。我也很高兴看到，教研院的同事们不以个人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项目工作，能够并愿意竭尽所能为学校和上级有关部门服务。
不过，简单地把这类研究叫作“跟随式研究”，并将其与“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割裂开来、甚至是对立起来，也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上级部门委托我们做一些课题，是因为我们在相关政策领域有一些前期的、基础性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热点问题本身就带有前瞻性、全局性，并且大都需要从理论和比较的视野来审视，从事这些项目有助于推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比较研究。举个例子来说，上级部门曾委托我院负责一个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政策研究，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之后，我们课题组得出一个核心的结论，那就是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根本特性（“教育性”），大家熟知的“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问题之所以被标定为问题，就是因为它们的实施使得学生评价、学术评价、学校评价都偏离了、甚至是违背了学生学习、科学研究和大中小学办学的根本特性。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课题组最后提出将“回归教育本体”作为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的指导性理念，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可以深入讨论的教育哲学命题了。所以，在教育学界，重视基础性、前瞻性或储备性的研究没有错，但是这些研究也不能关起门来做，必须与对真实的教育实践和不断深化的教育改革的系统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教育研究的初心不应止于教育知识的生产，更应通过更加有解释力的教育理论的建构，指向教育实践的改进和亿万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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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教育研究首先是对问题的描述、分析和解释，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意见建议的质量取决于对问题的描述、分析和解释的水平。在此意义上，提高研究的质量与提高政策建议的质量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不过，两者也不完全是一回事。首先，不同的教育研究的实践意义是不一样的，有些基础理论研究或元研究可能对于人们更新教育观念有意义，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教育政策建议；其次，从教育研究的知识成果转化为带有实践指向性的政策建议，可以由研究者本人来完成，也可以由政策制定者来完成。如果由研究者本人来完成，就要求研究者有兴趣这么做，并且了解政策背景、前沿和执行条件，但许多研究者并不具备这些，可能也没有时间和能力这么做。如果由政策制定者来完成，就要求政策制定者要有时间系统地阅读研究报告、论文或专著，并且基于自己的政策实践进行转换。如果他们没有时间或者根本不愿意这么做，那实现从知识到政策的转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教育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好的策建议，这中间是受到一些研究者与决策者的主体条件制约的，不是可以自然实现的。
基于上述分析，提升教育研究成果特别是政策建议部分的水平和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认识到教育研究成果影响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路径和方式的多样性，不要试图对所有的教育研究成果都提出政策建议方面的要求；（2）提高教育研究自身的水平与质量，特别是研究的科学性、长期性和原创性，没有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研究，就没有高水平的政策建议；（3）提高教育研究者的教育实践素养和教育政策水平，帮助他们了解研究问题的实践和政策背景，这样在研究结果的讨论部分才有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4）考虑创新教育研究的范式，重视教育实践问题和政策问题的本土性和系统性特征，构建结合教育研究者、实践者和决策者的新型教育研究组织方式；（5）基于教育改进的共同责任，创建能够促进教育研究者、实践者和决策者之间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机制或空间，以利于形成和不断扩大教育改进的专业和政策共识。
⑤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官网公布的教师简历显示，近年来，已有多名清华大学教研研究院教师到清华大学校内职能部门挂职担任副职领导，包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谢喆平挂职担任清华大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钟周挂职担任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挂职担任清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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