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民办高教委代主任 陕西省政协常委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院长 丁祖诒
(该文章发表于1999年12月)
古今中外，惟教育兴则国运旺。
中国历代凡盛世之朝，无不伴随着“国学”和“民学”的共同繁荣和文艺的鼎盛，中国近期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了“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既“反璞”呈盛唐之风范，又“归真”显大国之泱泱，实乃世纪之交振兴华夏民风问鼎世界教育之壮举。
孔子兴私学，繁衍了华夏三千年的封建文化。维新后的日本，立足于普及国民高等教育，使不毛的弹丸之地顿生光泽，跻身于新的经济列强。私立大学之于国民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美利坚，同时构筑了其强权政治和霸主经济。反之，一些刚刚从殖民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不发达国家，正由于其国民文化素质的整体低下，在某种意义上，才又重新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廉价劳力和金融掠夺的“经济”殖民地。
我国20年的改革开放，铺垫了“十五大”的市场经济路线，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世纪之交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同样经历了姓“社”姓“资”的彷徨和计划经济的束缚，随着教育奠基国策的诞生、计划经济的转轨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西译的崛起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一所迄今仍归类为社会力量办学的民办大学，也曾举步于零起点创业的艰辛，蹒跚于无资金、无校舍、无文凭的“三无”困境，炎凉于世俗的偏见，奋争于民学荒凉的处女地。
曾几何时，西译人凭借着振兴中华民学的满腔热血，受益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国策的一缕春风，弄潮于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才使得历经13年拼搏和奋争的西译，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万余名大学毕业生，为国家积累了包括数百亩自有校园和近20万平方米自有校舍在内的数亿元固定资产，近2万人的在校全日制住校生使西译成为被海内外媒体誉为“东方哈佛”、 “民办的清华北大”的庞然大校，西译终成为华夏民办高等教育春天里的一朵艳丽的红花。
“给高考落榜生添上一把柴，让他们在民办大学继续深造，犹如‘第二个希望工程’”是西译人由衷的呼号。
“不做学商”，将收入的学费全部流向学生而不是中饱私囊，是西译人的高风亮节和西译的办学灵魂。
高举素质教育大旗，坚持德智体全方位教育，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西译人参加“自考”而不惟“自考”，力取“学历”而不靠“学历”，勇敢地走出了一条民办教育领域前人未敢问津的西译之路。凭借自身创造并实践“外语+专业+现代化技能”、培养双专业复合实用型涉外人才的教育模式。西译人3次敲开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金色大门。“西译的复合型教育模式值得向全国普通高校推广”成为众多与会的国家领导人、专家和学者的共识和呼吁。
连续十年万名毕业生被竞相争聘的就业奇迹，更是西译对当代人才教育路线的创新和市场对西译的认同。
勇敢地肩负万名学子和家长的嘱托，大胆地实行对大学生“全日制、全住校、全封闭”准军事化严格管理，弥补中学阶段重智育、轻德育以及自学考试缺乏管理环节的不足，是西译人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使命和对社会主义教育管理内涵的拓展。独生子女时期万名家长送子上西译就是社会对西译严格管理模式的认同和信赖。
她的良好社会声誉，引发了1998年秋季一次性招录来自全国6800名新生的轰动效应，取得了率先迈入“万人”民办大学的历史性突破。
在高校扩招，民办大学生死攸关的背景下，她的综合实力再次引发了1999年秋季一次性招录7000名新生（其中4000名高考线上生）的爆炸性新闻。展现了中国的部分民办大学已可与同类国办高校比翼双飞。
她以几百名教工有效管理近2万名全日制住校生的高效率民办机制，创造了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深圳效益”，吹响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冲锋号。
西译的一方圣土，除为国家创造和积累了数亿元校产外，13年来还先后稳定了至少6万名学生和父母之心，给2000名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提供了连续10年的就业机遇，以每年2亿元的市场消费的强劲内需拉动了一方经济，毕业的万余名大学生为国家节约了近2亿元的培养成本。
“不花国家一分钱，万名学子遍神州”的“西译现象”，1999年28位驻华使节同时专程聚会“西译”以及西译创始人被推举为“省政协常 委”、荣膺“东方之子”、“亚洲名人”、“中华大地之光新闻人物”称号等，引起了海内外诸多新闻媒体的惊叹和聚焦……
中国民办大学的现状
我国民办大学的规范用语是“社会力量举 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迄今经批准具有颁发国家学历文凭资格的有25所。尚不具备颁发国家学历文凭资格的1300所左右，其中部分省市100 余所民办大学的佼佼者，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试点享有1/3课程的主考权，成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院校。
纵观当今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饱经计划经济模式的压抑，已由10多年前起步的原始积累期，正向五彩缤纷的竞相发展期过渡。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我国这一成功而又急剧的过渡，显然以12亿人口对大众高等教育的热切需求和公办大学独木难支为基因，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日趋深入人心引发国民陈旧观念的微妙变化为背景，以民办大学的综合实力日臻加强为条件，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
横览华夏民办大学，外部与成人高校和普通高校渐成三足鼎立之势，内部业已由京城一花独秀，形成以西安、北京、上海和沿海为轴心，全国各省竞相繁荣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凡普通高校林立之处，皆呈现出民办大学的勃勃生机。
北京的民办大学素以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知名度高和得天独厚的“天子脚下”见长，以走读与函授为主体，一度曾“一花独秀”，“风靡”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领域。然而近来，由于各省民办大学迅猛发展，加之其本地高考录取率和就业率相对较高，造成其生源日趋捉襟见肘。
上海的民办大学则以普通高校为辐射源，以短训、业余、走读、出国托福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等继续教育为其内涵，寸土寸金之地迫使大部民办大学不得不化整为零，靠租赁中小学闲散校舍为生，其生源主体依托本地，与北京生源状况雷同。
惟西安的民办大学独树一帜，纷纷摆脱靠租赁校舍向大面积自有校园和自有校舍转化，办学型式业已摒弃业余、短训和走读，向全日制、全住校的普通高校大专和本科层次迈进，加之陕西的高考率和就业率相对较低，不仅本地区生源广泛，还因其高校林立的教育氛围优势、省市领导和教育部门对民办教育的情有独钟，收费低廉和民办大学自身的品牌意识等，吸引了西北五省乃至全国各地的生源，多所万人以上或接近万人民办大学的群体优势，使陕西大有成为中国民办高 等教育的“硅谷”和人才的输出大省之势。
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方沿海开发地区的民办大学，其高投资或引资投建的豪华校舍所形成的吸引力，恰与其高收费高消费的排斥力相互抵消，高就业率和高报酬诱发的商潮，淡化了国民的智力投资意识，使其生源锐减且仅局限于本地。
窥一斑而见全豹，仅以我院这一所远离京城的民办大学而言，除几百亩自有校园近20万平方米自有校舍和水电气暖一应俱全外，仅教学和生活设施就有：20多座多功能语言实验室和红外语音室；1000余台以586多媒体为主体的微机群和国际互联网网吧；全部配置闭路电视、卫星转播、音响和摄像监控的400余间现代化教室；4000平方米的室内体育馆和400米跑道的标准体育场；1400座位阅览大厅藏书近20万册的现代化图书馆；集暖气、校园201卡直拨长途电话和全套公寓设施为一体的3000多间学生公寓（其中部分公寓已装设彩电、室内卫生间并将 进一步配置微机互联网网络）；装设300多台磁卡售饭窗口机近30座大小食堂以及多达40辆大小汽车等等。
这充分说明，当今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部分民办大学，已不再是十多年前“租间教室、请个老师、拿支粉笔”就粉墨登场的草台班，其形式也绝非短训、业余、走读和函授一统天下。当今的部分民办大学 正以其全日制住校的综合实力，展现出现阶段中国民办大学的硬件设施和综合实力已超越部分成人高校并接近同类普通高校。
诚然，各地区社会力量举办的民办大学发展并不平衡。良莠不齐的状况仍很严重。随着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了管理和扶持的力 度，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民办大学近年来总体较为规范，但就各自的综合实力、办学指导思想、行为规范等方面反差甚大，以营利为目的的学商尽管数量日趋减少，手法日趋隐蔽，但危害仍不可低估。即使如此，也不应构成否定民办大学的口实。
不得不指出，我国的民办大学刚刚度过了清一色的“三滥”谴责，方迎来了政治上的一缕宽松。我国的民办大学经济基础总体仍处于十分薄弱的初级阶段。国外的私立大学不仅得以享受政府主动赋予的种种实际优惠扶持政策，甚至能获得政府法定的财政支持。国际社会的企业和个人给私立大学的赞助已成蔚蔚民风。而我国不仅因国家财力单薄无暇顾及民办大学，企业家也因年方二八未成大器，即使对民学偶有“施舍”也多与自身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致使我国的民办大学 总体仍不得不基本上靠学费的微薄收入惨淡经营，藉自我滚动求得发展。
中国民办大学若干理念的商榷
我国近期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由党中央明确提出教育领域中“民办”与“公办”共同发展格局的理念。对民办大学而言，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197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历史决断，其意义绝不亚于“非国有制经济”形成半壁江山带来国民经济腾飞的政治内涵。“民办”与“公办”共同发展的格局，既是对中华民族曾灿烂于世界的民学史的承前，又是涤荡教育领域中计划经济陈旧意识、激活教育生产力并与国际教育格局接轨的重大突破，是我国民办大学在新形势下大发展的里程碑。
天降大任于“民办教育”，然对“民办教育”之若干理念，诸子百家，众说纷纭。笔者虽民办教育之沧海一粟，然含辛茹苦有之，劈波斩浪有之，纵不登公办之大雅，然自信为民学之正宗，今斗胆抛砖，以一隅之言邀诸家之玉。
一、关于“民办大学”的属性、产权和教育产业化。
我国的民办大学与国际上的私立大学虽“貌合”却“神离”。
我国的民办大学，既与国外私立大学在“社会公益”和“产业运行机制”等方面有雷同的共性，又特定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理念将教育归依于政治范畴。从而界定，“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取之于学用之于学略有结余”；鉴于社会力量办学享受了国家的免税优惠政策，“其产权在停办时归当地批准办学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运行时归教育机构本身所有，但任何办学者个人和集体不得私分、侵占和挪用教育机构资产”；“鼓励国内外社会各界和办学者投资，但不得增值和分红”；“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民办大学不允许私人办学”等等。
描绘多多，圈外人终因“民办”二字误将民办大学当作“个体户”，圈内人则因被冠之以“产权归公”和“社会公益性事业”自喻为“全民”，而对蒙受“个体”的不白之冤忿忿不平。
“产权归属国家，投资者不得增值分红”既因国家未作任何投入而使民办教育界的个人投资者颇有微词，又引发了外商和国内企业界对投资办学畏缩不前甚至忐忑不安。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概念给社会办学带来的宽松环境尚余温未尽，却又被当今的时髦用语“教育产业化”冲击得烟消云散，“民办”+“教育产业化”+“个体户”=典型的“私营企业”的主观臆断，激化了对民办教育的摊派和税收风云。
国民传统的提法将教育作为“事业”对待，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然而，非义务教育学段民办大学的收费制、 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制和市场运行机制无疑又使其事业性冠之以产业的特征。加之近年来，国外将教育作为产业来运行，纷纷寻求教育的国际市场，将生源瞄准中国的大潮愈演愈烈，大有伸向我国义务教育学段生源的趋向，致使我国民间的大量外汇流失。
国内在教育体制改革的研讨中“教育产业化”已成为热门话题。我国的民办大学既有其政治范畴的事业属性，又有其运行机制的产业属性。我国的民办大学同样应界定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在市场经济产业运行机制下的新型全民性教育事业。这一界定不仅适用于民办大学，更应作为我国公办大学体制改革的导向和航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易于引起剥离教育的政治内涵宣扬“教育无国界”的倾向。
事业乎？产业乎？笔者以为“产权”无疑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国民办大学的产权最终属于国家，则无疑应界定为全民属性的公益性事业。
二、关于“穷国办大教育”
时下，中国的民办大学得以启动和发展，仅以“穷国办大教育”为由，既不全面又易产生歧义，似乎中国一旦富了就不要民办大学了。面对着12亿人口，即使中国一旦摆脱了初级阶段由穷国走向富国之列，仍不可能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当今号称富国的私立大学依然与国内高等教育平分天下的世界态势，就是明显的佐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12亿人口基数的大教育，已经将民办教育推上历史的前台，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国策应坚定不移地定位于大力发展民办 教育并继续发展民办高等教育，而不是将发展民办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限制民办大学的发展，更不是将中国的民办大学按照德国模式一概纳入高职业教育的独木桥。“大国办大教育”的提法似更为确切。
三 、关于民办大学的规模
现阶段继续发展民办大学培养高等人才或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是我国迈入独生子女高峰期数以亿计家长的热切呼唤。1998年和1999年8月初的3天内，全国涌向西译报考的学生和家长多达3万人，就是一道震撼人心的启示。家长期望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即便是通过民办大学），其中不乏宁愿勒紧自己裤带的一批下岗职工。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无不向往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提高就业的竞争能力和人生在信息时代的生活质量。那种培训一技之长仅具中等文化水准的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类固然源于社会的部分需求，但其生源随着就业优势的消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日趋萎缩，则充分地表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趋加大对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潮的兴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民办大学已越来越成为广大高中毕业生除高考独木桥以外的最佳选择。高中专的导向已经被国民对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方向所突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无端限制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规模不仅有悖于民心所向，与国际态势格格不入，更易产生对民办大学的政治歧义，无疑于“十五大”的市场经济导向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扩造与共同发展的精神相佐。
四、关于公办大学“扩招”
近来，来自经济界的权威人士，意外地发现高校扩招是拉动内需的最佳举措。于是，全国高校招生一扩再扩，高考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国办高校二级院校呈揽尽落榜生之势，全国电大免试入学“先上车后买票”之举令国民瞠目结舌。如此一般，按50%扩招率计算，中国的国民高等教育3年超英赶美之壮举，岂非令国民经济8%—10%的增长率黯然失色。
诚然，高校扩招给几百万考生和家长带来福音，高校扩招给四平八稳的公办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高校扩招将低素质人员的就业矛盾提升为高学历人才的积累，有效地延缓了就业困扰。
然而，以拉动内需和挖潜创收为原动力的扩招舆论导向，恰与大力发展国民高等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初衷的良好愿望大相径庭，给人以本末倒置之感。
然而，高校扩招在挖潜的同时势必会引发二次投资继续向国家要钱，高校扩招在拉动内需创收的同时可能会出现以集资为名的乱收 费，国家限定的扩招年收费标准远低于年培养成本势必会引发高校学年结束时的泡沫经济。
无疑，高校扩招还会给以落榜生为主体的民办大学带来生源数量抑或生源质量的严峻挑战，继而引发大批民办大学的生存危机。民办大学将面临“入关”的考验，优胜劣汰将导致部分民办院校幻灭，尽管少数民办院校将如中华民学的火种，以崭新的姿态更高的层次入围于同国办大学携手并进的决赛圈。但就总体而言，一大批本可发展壮大的民办大学过早地败北甚为可惜。以公办大学二级院校延伸出的“准民办大学取代正宗的民办大学绝非上策”。
西译1999年招录的7000名新生，高考线上生（地市线）竟达四千人，这不仅烘托出当今全国民办大学的佼佼者“西译”，具有接近公办高校的综合实力，更昭示着中华民族亿万百姓正日趋远离“重公办轻民办”的计划经济模式，国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已领先于裹足不前的计划经济教育体制。
民办与公办共同发展的格局绝非“民办搞什么公办就搞什么”，公办抢民办的生源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公办应是“精品屋”，着力于培养基础理论和高精尖特人才，瞄准世界高等教育态势与国际接轨方为正道。公办眼睛向下“瞄”与 民办争夺落榜生，不仅以牺牲质量为沉重代价，而且使刚刚沐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春风的民办大学大有“擦边而过”之感。民办宜着眼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强调复合实用型和技能型以弥补公办大学之缺。公办拟集中优势兵力抓大放小，民办宜调动千军万马各显其能，着眼于大众教育。共同发展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不歧视民办的政治范畴，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制定共同发展的分工和规划。共同发展应放眼“公有民办”、“公”“民”联办兼并“公办”甚至加大对高等教育政策扶持的力度。
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绝非“合并”、“下放”和“扩招”所能涵盖。民办与公办共同发展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变革的核心应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前提下，变管理部门的职能为服务协调，变革的重点应是非义务教育高校内部的产业经济运行机制，应是师资和设备资源的共享机制，应是后勤社会化的分流机制，应是自主招生自谋职业自创名牌的竞争机制。民办大学的发展和壮大无疑为公办大学提供了变革的成功模式。
五、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
近20年来，我国为解决高考落榜生和在职职工获取大学文凭所设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不失为一大创举。她给无缘步入高校的广大有志青年和在职职工注入了自学的巨大动力，她带动了一大批以自学考试辅导为初衷的民办大学的迅猛发展，反之民办大学的兴起又极大地促进了自考的繁荣。
但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自考”仅仅是一种考试，它不属于教育且无法取代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无法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从而反过来又抑制了民办大学面向市场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自主办学活力，加之自考缺少对学员管理职能的重要环节，严重影响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培养接班人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贯彻。部分自学考试委员会怂恿和姑息主考院校“教考不分离”，甚至自己办自考辅导，少数自考领导人利用手中的特权垄断教材、强行推销教材创收或蓄意加大试题难度刁难民办院校和考生，致使全省自考毕业率不足10%等，已形成神圣的教育殿堂中一股腐败的逆流。仍一味地躺在当年创造“自考”的功劳簿上难以割舍不思变革不仅不符合世界态势，也有碍于民办大学 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十多个省市试点赋予具有管理职能的部分综合实力较强全日制民办大学以1/3课程自主权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 权。这一仅赋予民办大学而将普通高校自考中心排除在外的学历文凭考试制度，强化了民办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职能，加大了职业技能培训 成分的专业及课程设置，给民办大学自主办学带来了勃勃生机，这是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后的又一创举。
任何新生事物在其发展的初期总不可避免地遭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少数省、市自考部门的个别领导，总认为新的学历文凭考试制度是多此一举，权力高度集中的自学考试却被民办院校分了1/3的权力，心里总觉得不那么舒服，于是他们或在考试科目上架空民办院校；或借助于手中的1/3出题权出难题出偏题并利用改卷权来刁难考生；或懒于制定大纲编写教材建立新题库，处心积虑地以“自考”来同化和“规范”“学历文凭考试”；或将同专业同课程的“学历文凭考试”与“自考”人为地筑起一道不可通用的鸿沟来设置障碍，或将学历文凭考试制度移花接木于普通高校的自考中心，致使这一崭新的文凭制度濒临夭折。
某省自1996年至1999年的历次学历文凭考试，凡省考课程通过率均远远低于国考课程，其中部分省考科目竟使不少民办大学的通过率为零。1994年至1996年连续3年省考“英语语法”通过率仅千分之一。经查居然用90%以上的研究生考试原题来考大专生等等，就是明显的例证。即使99年的两次考试，“语法”通过率仍不超过1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和尚念的真经常被小和尚念走了调的现象不容忽视。但“高等教育 学历文凭考试”制度民办大学的迅猛发展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
六、关于具有颁发学历证书资格的民办高校
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成果之一，我国教育部正在原有25所民办高校基础上再“扩批”一批具有颁发学历证书资格的民办高校，这无疑会给更多的民办大学带来福音。遗憾的是陕西省教委的个别部门多次坐失申报良机，致使位居全国民办大学之首的我省多所院校未能入围。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民办大学固然需要申办具有发证权的民办高校，但更需要的是在自主招生自主考试前提下的学历证书颁发资格，更需要的是与公办大学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就业市场机制，而不是跟在公办大学的屁股后面甘作“凤尾”，去领受两位数字的计划招生指标。中国的民办大学真正需要的是高等教育的国际惯例。
七、关于对民办大学的舆论导向
诚然，我国前阶段的民办大学就其整体和宏观而言不尽人意。加强对民办大学的管理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民营企业起步阶段存在的 “假冒伪劣”和民营科技起步阶段的科技含量不足甚至伪科技的现象丝毫未影响二者享受的政治待遇和优惠政策。方出襁褓的民办大学在处于其原始积累期所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同样不应依然构成现阶段在其进入发展期的舆论导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高等教育法》分别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民办大学地位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同样应反映在舆论导向上。
那种“闭眼不看万重山”，至今仍视民办大学为下里巴人，那种对公办大学宽松有加姑息有余，对民办大学求全责备严惩不贷；那种刚刚看到民办大学起步就喊叫发展过头；那种只强调对民办大学管理而漠视对民办大学扶持等等现象，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官僚作风作祟，他们心中唯一缺少的就是对亿万群众需求大众高等教育的真情。
八 、关于税收与摊派
近期，为地税部门开征民办大学的“营业税”乃至“个体企业所得税”闹得沸沸扬扬。
试问，为什么不收公办大学的营业税？将是否承认学员学历抑或教育机构有没有发证权作为纳税的界定，是否符合我国民办大学的属性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
试问，究竟是美其名曰征收“民办大学”的教育劳务税，还是收取民办大学“学生”的求学税？高考落榜生没有公办大学可上投奔民办大学求学，是否除交纳学费外还要纳税？
“营业税条例”中明文规定“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免征营业税，按照教育部门惯例，这里的“其它教育机构”显指国家不承认学员学历，理应解释为“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学校及国家不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其它教育机构均免征营业税”，而税务部门偏偏要牵强附会地将“其它教育机构”也界定为国家承认学历方属免税。有关教育机构的定义，究竟是教育部门说了算还是税务部门说了算？
“营业税条例”中唯在“文化体育类”设置了“教育劳各”税种，可否肆意延伸到“教育类”？
教育部门界定民办大学产权归国家所有的理由是“民办大学享受了免税的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却要民办大学纳税是否意味着要将产权归还？
其实，给民办教育免税的呼声不仅来自“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它更来自人民大众“国家再穷不要穷了教育，财政再紧不要把手伸向学生”的呐喊！
古今中外，还没有听说过要对民办大学课税！对民办大学的种种摊派达数十种之多，经查皆有有关权力或有关系统的红头文件，经查均不属于“摊派”！呜呼，如果有红头文件均不属“摊派”，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摊派”？
对某些外资企业尚有高悬“摊派者免进”铜牌之先例，何“民族功德事业”无法幸免？
九 、关于民办大学立法的基点
迄今，但凡涉及民办教育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属于计划经济模式下对民办教育机构的“管理”法规。凡所加管理及限制之处，无不津津乐道，生怕办学者侵犯了求学者的权益，过分地强调了办学者和求学者矛盾的“对立”；凡施以宽松及保护之列，大多虚晃一枪，忘却了办学者和求学者矛盾的统一。忘却了绝大多数办学者才是求学者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保护者。
究其所以“法”主要乃根据管理部门的管理者意见所制定，尽管他们也偶尔征求一下办学者的意见向有关部门去争一些权益，但稍遇强手就败下阵来，终以能否“出台”为大局，以折中和妥协为告终。他们对内游刃有余，对外谦恭有加，否则，对民办大学“征税”怎么会定到税法上？不少火车站的售票处怎么会将购买学生半票的民办大学学生证推出窗外？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民办大学生何以连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毕业证”皆拿不到？民办大学在外地招生何以受到双重挟制，动辄被斥之以“非法”？ 民办大学校名何以一刀切为“学院”并贬冠为“自修”或“培训”？新批准具有颁发学历证书资格的民办高校名称何以一概清一色地规范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教育立法的基点无疑应变管理为保护和扶持，民办教育的立法同样应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民办大学立法的主体应坚定不移地转移到民办大学的广大学生身上来，而不是眼睛仅仅盯住少数办学者。
十、民办大学的管理体制
民办大学与成人高校及普通高校已渐成三足之势，而民办大学长期以来却始终处于处室管理。教育部不妨分设公办教育司和民办教育 司以体现共同发展的格局，各省仍宜以富有经验且为民办大学作出贡献的成人教育处为主体设立民办教育处。
中国成教协会民办高教委员会长期以来为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贡献。为维护全国千余所民办大学和数十万民办大学学生的合法权益，为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民间交流，由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或热心民办教育并对民办高等教育作出贡献的老一辈教育家担任领导，组建和成立一级协会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串串问号道出了民办院校几多艰辛几多呼号，尽管姓“社”姓“资”的干扰业已淡化，但姓“公”姓“民”的阴影却依然存在。视公办为阳春白雪固为可信，视民办为下里巴人的固有概念却难以苟同。
中国民办大学的呼唤
中国民办大学现阶段的发展，无论是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缓解升学矛盾、提高国民素质、造就四有人才等方面皆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民办大学已涌现出一批忠于教育勇于开拓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新一代民办教育家。中国的民办大学无论在其定位、定性抑或产权及优惠扶持政策乃至发展目标等方面皆有待于按照“十五大”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重新作出新的估价。
民办大学是12亿国民的强烈呼唤，是教育奠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国策的历史必然，民办大学兴隆之际，就是中华民族鼎盛之时。
从西译的崛起，展望中国未来的民学，由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升华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适应世界发展态势成为国民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地位并走向世界舞台，已为期不远了。
中国的教育始于民学，中国的民学既有过辉煌于华夏的历史，就一定会有灿烂于世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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