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波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西安欧亚学院创办人、董事长）
我报告的题目没有用“高质量”，而是决定借鉴“好大学”来深化我的论述。前面一位演讲者为我们描绘了未来新技术的宏伟蓝图，但在此，我想稍微调整视角，回顾下过往。正如亚马逊的创始人所说，当众多人都在追寻未来时，他更关心那些不变的要素。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总有一些东西是恒定不变的。
我的第一页内容将聚焦于彼得·德鲁克在《功能社会》中的一个经典寓言。在这个寓言中，有人问三个石匠各自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回答，他在为了养家糊口而工作；第二个石匠则说，他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石匠；然而，第三个石匠的回答与众不同，他表示自己在建造一座大教堂。在德鲁克看来，第三个石匠才是真正的管理者。为何如此？因为第一位石匠关注的是自己的生计，养家糊口是他的首要任务；第二位石匠则聚焦于个人的职业发展，立志成为行业翘楚，即世界上最好的石匠。然而，只有第三位石匠，他的视野超越了个人，他谈及的是“建造一座大教堂”。他不仅受人之托，更是怀揣着满足委托人期望与要求的使命感，无论是工期、价格，还是教堂最终呈现给使用者的体验，都是他考虑的重点。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是什么？就是德鲁克在《功能社会》的核心观点--关注外部贡献。
从社会功能视角审视，我们民办学校所处的世界由三大核心元素构成：政府、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组织并非是我们实现自身的目的，组织是手段，每个组织都是社会机构承担的一项社会任务。因此，我们组织的核心目标，实质上是对个人或社会做出的具体贡献。这种贡献的价值，并非由组织内部自我评判，而是由外部反馈来衡量。换言之，检验组织绩效的标准，在于我们是否满足了外部的期望和需求。
正如之前演讲者提到的内容，外部的世界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我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在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曾面临过多次变革的浪潮。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预言电话教学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上课方式；随后互联网的兴起，又让许多人认为将对教育产生颠覆性影响。然而，尽管技术日新月异，大学教育的基本形态却依然稳固，这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原因，以及其他多种复杂因素在发挥作用。因此，面对未来的技术剧变，我们当然应当积极拥抱，但同时也应保持审慎的态度。我并不认为这些技术变革会在短期内对大学教育带来特别巨大的改变，因为这种变化可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剧烈冲击，加剧贫富不均等问题。
我想回应一下，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什么，以及如何衡量我们的组织绩效。一开始瞿振元会长就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在我们教育发展的精英化阶段和大众化初期，主要任务是确保人们有学可上。回顾三十年前，当我与黄藤先生携手共创学校时，我们秉持着“校舍即生源”的理念，首要任务是寻找合适的校舍，确保有地方上课和住宿。那时，通过在全国各地广泛宣传招生，我们迅速吸引了大量学生，迅速扩展至万人规模。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当时许多人仍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一直到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10.5%。
我印象很深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办学的时候，当时丁祖诒先生通过在包头宣传，成功地将一火车皮的学生带到西安接受教育，这些孩子并非那幸运的10.5%，但他们渴望学习，家庭也支持他们的梦想，我们正是满足了这样的需求。然而，随着时代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高达60%，人们追求的不再仅仅是“有学上”，而是更高质量的“上好学”。而“上好学”这一概念并非泛泛而谈，它实际上指向了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在现实中远未得到满足。
在当前时代，为什么拥有学历颁发权的学校仍能生存？关键在于我们满足了人们追求本科或专科文凭的需求。对于无法颁发这两种文凭的学校，其生存空间确实较为有限。随着人口下降这一趋势的加剧，今年的高考人数达到1300多万，而去年出生人口为902万。预计今年的高校录取人数大约为1200万，这意味着排名较后的学校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面对这一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我认为，关键在于利用长尾效应。在主流教育之外，我们在长尾部分提供多样化需求就会生存。
当前的教育制度面临一个显著问题：对于学校的办学条件设置了过高的门槛。例如，本科学校需要至少五百亩的校园面积，而若要升级为职业技术大学，则要求达到八百亩。这样的标准导致学校不得不追求大规模的学生数量，普遍达到一两万人的规模。然而，在这种模式下，满足小众群体的教育需求变得异常困难，因为各种办学条件的限制几乎将这一可能性扼杀在摇篮中。
在探讨总体环境时，我详细分析了多个方面。其中，大政策方向是引导与规范，这一点大家都已明了。从经济层面来看，总体趋势向好，人们对于教育投入的意愿和能力并未减弱。高等教育人口增长还有十年的增长期，预计将在2035年前后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已成为学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在高等教育金字塔结构中，民办学校目前处于非优势地位。若人口下降，民办高校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考验。面对这一难题，我们确实需要紧迫行动。传统企业与组织在战略实施上无法与高科技企业相媲美，后者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然而，传统机构和企业的战略实施往往需要长达20年的时间才能显现成效。尽管时间紧迫，但我们仍有机会。
此时，我们需要从“好大学”的定义出发，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好大学的标准，为未来的战略部署提供参考。对照这一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汤敏教授提及的零一学院与这一定义高度契合。我们积极倡导并推动工业与服务模式的合作，以此助力地区和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我们这里是批判性思维的聚集地，提出并探讨问题，同时寻求解决方案。这里也是政府及相关机构获取可靠、科学情报以辅助决策的重要平台。当我们看到这些原则的时候，当汤敏教授在介绍零一学院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禁发现其与当前教育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二者几乎鲜有交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今天，我试图为大家解答这一问题。
接下来，我想提及我的导师邬大光教授所著的《什么是好大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关于好大学的十条标准：能够改变学生命运、超越排行榜、领跑教育潮流、融合制度与文化、具备坚定定力、精通经营之道、追求精致教育和拥有危机意识。邬大光教授关于好大学的十条标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好大学的定义，展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邬教授的标准侧重于大学对外部世界的贡献，正如刚才我所讲的第三个石匠去盖一座大教堂。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则更多聚焦于大学如何满足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和需求。在深入探讨关于大学内在气质与外部需求之间的关联后，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教育实践似乎并未与之完全契合。
我们目前办学的实践核心主要聚焦在哪些方面呢？每日的忙碌和焦虑源于何处？答案似乎很明显：我们忙于扩大招生规模，吸引更多顶尖学术人才；我们追求学术声誉和奖项的积累，以在各类榜单上获得更高的排名；获取进入更多的政府项目或工程，应对各种评估，努力加强基本办学指标；持续追求办学层次的提升。当前的办学实践确实与每个人心中理想的大学形象，或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存在差距。然而，这恰恰反映了当前大学教育的现实状态与行动方向。
我们应该如何行动？首先，我们自身需要做出积极的改变；其次，我始终强调我们应加强研究，努力参与到国家教育变革的规划与政策制定中，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真正建设理想大学、让每个人都向往的大学的良好政策环境。刚才有教授提到，尽管我们身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但我们的大学运作却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招生名额受到计划控制，毕业生就业情况需要统计，办学指标不断被评估和审查。从校园建设规模、师生招聘数量到教学设备的采购，几乎都受到既定的评价和限制，这种运作方式几乎与计划经济无异。
我并不想对计划经济进行抱怨，因为它同样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益处。正是有了办学资格和办学指标的保障，我们才能坐在这里，共同讨论教育的未来。像新东方等教育公司实力远超我们，若减少其指标和牌照限制，其办学质量可能会更好。所以我们既是教育计划的受益者，同时也需要接受这些指标的影响。但是显然，我们不想成为第三类的选项，因此我们要做出改变。
在这三者之间的改变，我曾在葫芦岛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协会是否能鼓励在座的各位增加会费投入，每年筹集一亿资金用于资助各种学者的研究，以推动我们行业在政策环境上取得更有利的地位？我们的权益应通过外部贡献来争取，例如师生比的问题，当前标准是1:18，而加州大学却达到了1:24。再谈教师指标问题，原先我们拥有众多公办高校退休教授，但“五险一金”相关规定让很多老师因条件不符而无法计入专任教师指标。我们尝试招聘刚毕业的研究生，但这又导致了比例失衡。虽然银龄教师计划旨在改善这一问题，但具体落实仍有待推进。
在强调规范办学的同时，我们回顾了原有的指标设置。我曾与一些领导讨论过人均一分地的规定，是由于当时学校平均只有一千人，因此仅需一百亩地。当年为提升学校发展，我们曾建议政府按人均一分地标准提供财政和土地支持。在普及化阶段，该政策未严格实施。但当前，在我们考虑升级本科阶段时，则必须严格遵循人均一分地的规定。如果照我们这样的指标，香港的大学、澳门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全部都不符合条件。所以我们应该有学者研究人均一分地的政策从哪儿来，问题在哪儿，我们又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我们一方面提出要高质量办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资源已经被各种指标消耗殆尽。老学校的折旧已经完成，因此尚能维持运营。然而，对于新学校而言，在财务核算上，若计划升级为大学，其财务状况已趋近于未来破产的边缘。
近期，我协助几所学校进行了财务评估，发现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我们应该允许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出现。尽管我们曾尝试在上海进行小规模学校的试验，其中一所学校占地三百亩，但每年招生人数仅几十人。虽然不能说这所学校完全失败，但在上海这样的环境下，小规模学校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这显示出，在当前的教育生态中，小规模办学模式尚未得到充分的接纳和支持。我们应当允许那些占地仅一百亩却能招收一千多人的本科院校存在，这样才能真正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有助于我们摆脱物质条件的束缚，促进个性化大学的发展，甚至可以培养出和清华北大某些专业进行竞争的优质大学。然而，目前民办大学在迈向优秀大学的道路上显得步履维艰。那些有雄厚资金支持和捐赠的高等学府，如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能否冲破羁绊走向成功，成为一所高水平的民办大学，仍需拭目以待。
让我们来借鉴下美国的案例——芝加哥大学与克拉克大学的对比分析，以期从中汲取启示。1889年，麻省首富克拉克捐赠一百万美金创建了克拉克大学。他引进了一批德国博士，专注于纯科学研究，排斥实用科学，对当地事务兴趣不大。建校仅三年，该校便在美国科学领域成为领头羊，但三年一百万美金迅速耗尽，后面总共只得到了5500美元的捐赠，十年内三分之二的教师离职，其中一半被芝加哥大学吸纳。
与此同时，洛克菲勒捐赠资金成立的芝加哥大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洛克菲勒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而是将学校定位成一个城市大学，致力于服务芝加哥的城市改革，开设大量新型实用学科，满足新中产白领的需求，与当地的精英结成了互惠关系。芝加哥大学作为一所城市型大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期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期望促使了当地精英纷纷向学校捐赠，形成了强大的支持网络。芝加哥大学不仅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类事务，还广泛招收本科生，通过收取学费为学校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学校的经济稳定，还促进了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同时为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培养了人才基础。因此，芝加哥大学最终跻身美国前十名大学之列。芝加哥大学虽然历史仅有一百年左右，且并非传统常春藤盟校成员，但它依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功，跻身美国顶尖大学之列。
相较之下，克拉克大学则逐渐沦为了二流学校。克拉克大学后来转型为一所小型私立研究型大学，其官方网站显示，该校目前拥有3827名在校生，生师比高达9:1，且专注于几个特定学科的发展。这种转变使克拉克大学在细分市场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几所学校，我首先表示敬意。然而，从规模角度来看，我并不看好那些没有本科生收费模式的学校能够持续成功。相反，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中有一些成功案例，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该校学费约为九万多元，招生规模也相当可观，并且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因此，其年度经费高达二十多亿，甚至超过了许多211大学的经费水平。一个完全靠捐赠举办的大规模的学校，是比较难成功的。
回顾过去，我们不禁思考：我们这样的民办高校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芝加哥大学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再进一步观察美国高等教育现状，私立大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尽管有些大学因繁荣和创新而具有高价值，但也有一些老牌学校面临收入下降的困境。在美国，还有一部分录取率高但学费昂贵的二线学校，以及各方面实力较弱、面临生存挑战的学校。大家知道美国学校也开始关闭。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办一所优秀的大学，首要任务就是提升教育质量。我们的教育质量提升，必须以满足多元化学生的不同需求为核心，以适应性质量观为引领。
不久前，我在黑龙江一所学校为中高层管理人员授课时，向他们传达了一个严峻的信息：黑龙江在2023年的出生人口预计会骤降至10万人。想象一下，与河南省每年约130万人的出生率相比，黑龙江的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原来还有20万，现在却呈现跳水式的下降。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询问他们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在与他们讨论时，他们提到该校的焊接专业非常出色，每年能吸引250名学生。在应用型本科领域中，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焊接专业都是规模最大的。我建议他们是否能以焊接专业为突破口，开拓全国性的市场。他们表示之前并未如此考虑，但会重新评估这一建议。然而，考虑到这所学校整体规模约一万人，仅仅依赖焊接专业来支撑整个学校的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尽管该专业在全国影响大，就业前景好，但仅凭两三百人的焊接专业难以拯救整个学校。我认为，如果再加上两三个类似的强势专业，招生人数达到三四千人，或许能确保学校的生存。但再大的规模，就需要更加审慎的考虑了。
我们必须致力于满足特别多元化的需求。在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校长交流时，他提到该校毕业生在卫视主持人中的占比高达25%至50%，这虽是一个小众市场，但学校却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这启示我们，每所学校都应深思：在开设专业时，应确保本地领先，甚至能吸引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若保持这样的视野，市场潜力将无比巨大。然而，目前我们大多缺乏显著差异化的品牌专业和卓越的品牌质量。
另外一点在于增强办学韧性，即实现反脆弱性。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政策，并勇于对部分政策进行积极调整。同时，构建强大的自我造血能力和精细化的运营策略至关重要，确保每一笔投入都精准且高效。我们应当避免过度投资于硬件设施，而应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领域。这样的转变对于提升我们的反脆弱性至关重要。
要打造一流大学，我们可以借鉴全球创新型大学的典范，如美国的一些顶尖学府。在此过程中，克里斯坦森的观点尤为关键：我们应摒弃对大学经营模式的简单模仿，转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石，深度植入创新创业的核心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还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从而优化高校的整体运作效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我们应当从外部视角审视何为进取性大学，并以此为指导，致力于开展高质量的教学和培训。克拉克进一步指出，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勇于采取大胆的创业与革新行动，并且确保这些行动能够产生显著的积极成效。尽管我们现有的行为与人员素质及组织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但我坚信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转变。
首先，我们的使命应从追求教育系统内部的学术繁荣，转向更加注重对社会的外部贡献。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我们必须在组织制度与文化层面进行结构性改革，构建全新的业务流程管理体系，并确立核心价值观。同时，我们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围绕学生的全面发展、学习过程以及学习成效来展开工作。通过这一转变，我们期望能够走出一条集声誉、质量与经营于一体的发展新道路，并探索出教学、科研与服务工作的全新模式。面对人口下降的现实挑战，我们不能继续简单模仿公办学校的模式，这样的模仿在金字塔结构中再向上攀爬已无法支撑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勇于突破，大胆创新，同时，我们也需要积极创造一个最优化的制度环境。
关于如何将这一理念转化为组织的变革，以适应当前的教育环境，我在我们学校实施了四级治理策略。第一，现代大学制度。正如刘林会长所强调的，非营利性大学必须遵循国家的规章制度，实行全员参与和民主办学。我们要依法治校，培育创业文化，确保制度和章程能够给予学校发展充分的保障。学校的决策不应再由少数教师或管理者独断，而应是全员的智慧和努力共同推动学校的发展。第二，开放办学。由于我们注重外部贡献，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应更多地考虑对社会的贡献。我们需要跳出教育系统，关注外部需求，积极共享和交换资源。第三，组织应该做什么变革？我们应该支撑战略目标，承载办学机制，提质、增效、降本、赋能。第四，重视合规性和评估。合规性和评估是学校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需要确保在政治安全、办学自律、经营避险、学术规范和内部合规等方面达到高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学校的稳定、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所提出的四级治理策略。
我希望在座的学校能够用这四个指标来审视自身，找出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我们不能满足于被动地满足法规要求，而应主动地进行变革和创新，以推动学校的发展。在追求建设一所好大学的道路上，我的目标是打造一所创新型大学，并为此采用了四级治理的策略。同时，我也深入思考了五对关键关系，其中一对尤为关键，那就是效率与合法性的关系。
过去，许多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追求效率，通过招收更多学生、扩大规模，并用结余资金提升教师待遇来实现效率的增长。然而，这种单纯追求效率的发展模式在教育系统中遇到了显著的问题。以教培行业为例，虽然市值不断增长、规模持续扩大、利润逐渐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剧场效应”，最后国家对教培行业进行了限制。教培行业的过度发展确实对基础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并引发了所谓的“剧场效应”，最终导致了几家大型上市公司出现问题，证明了单纯追求效率而忽视社会合法性的发展策略是不可持续的。这要成为一种自觉，而不是遇到问题再这样做。
我们有些县域地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占比超过70%，地方政府几乎不再承担义务教育的基本责任，政府能不管理这件事吗？以往忽视，今始重视，所以有些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发展也受到了规范。首先，我们需要平衡效率与合法性，以外部合法性为工作准则；第二，要处理好高质量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高质量教育需要高投入，包括优质校舍、博士教师、先进实验条件和科技融合。然而，我们当前的收入基础能否支撑这一投入？刘林会长今早提供的数据表明，与公办学校相比，我们平均每个本科生的收费少一万块钱。在经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要超越公办学校几乎不可能。因此，我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当我们的学费、住宿费收入无法满足我们想要推进的项目时，资金就显得捉襟见肘。我们确实需要协会呼吁建议有关部门在学费管制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空间。由于我们民办高校目前仅占20%的比例，本科生占比更是仅在5%到8%之间，因此我们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一小部分人承担较高的学费并不会对社会公平造成实质性影响。我们需要学者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向政府部门客观地陈述这一情况，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限制我们的学费来片面追求所谓的公平。
近期，我频繁受邀参观新学校及新校园。然而，从战略财务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它们的可持续性堪忧。现今的投资规模与20年前大不相同，那时大学的基本设施折旧已基本完成，只需用结余资金进行部分再投资便可维持。但现在，学校需要用未来的学费结余来投资，而生均建筑面积的成本已飙升至每平米六千甚至八千至一万，远非我们当时一千元的投资可比。此外，由于学费的涨幅有限，规模稍大的学校在追求高质量教育时面临的挑战更大。再者，以往学校可以大量外聘教师，如今这一做法受到限制，加上“五险一金”等成本，人员开支也大幅增加。随着办学日常运营经费的大幅增长，包括水电气暖等开支，以及教学投入的13%硬性要求，学校的财务压力日益加大。
在面临学校升格等挑战时，我们不能盲目扩张，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研究并向政府陈述，探讨是否可能建设规模较小的校园，以推动小型本科院校的存在。否则，学校若继续当前的发展路径，恐怕会面临困境。我们并非质疑政策，而是希望借助深入研究和确凿数据，向决策部门传达实际情况。过去，我们往往只是表达需求，却未提供充分依据。现在，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学校的财务账目已经无法平衡。为此，我们需要依靠研究和数据，向决策层清晰地反映问题。
此外，我们还应深入探讨适应性和符合性的关系。质量理论中，适应性质量观强调产品或服务在使用过程中对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而符合性则关注产品与特定规范的吻合度，涉及性能、经济、服务、环境和心理等多个方面。近期，我们致力于推动规范化，即确保各项工作符合既定标准。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往某些标准的制定似乎并未得到严格执行，而此次我们决定坚持贯彻这些标准。但一经严格执行，大家便发现难以达成目标，这让人感到困扰。然而，观察市场上的真正创新产品，如苹果的创新，它们往往跳出了传统的规范框架，直接适应并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这给我们以启示：教育也应当以满足顾客需求为核心，探寻最佳的实现方式。反思过去，我们发现过多的规范性合规要求消耗了大量资源，反而使得我们难以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因此，在这里我们始终牢记适应性质量观的重要性，同时深入研究符合性质量观所涉及的各种制度与政策。积极与政府合作，共同构建一个质量共同体，旨在修改那些对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这是我们在处理适应性和符合性质量观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第四，国际化与在地化的关系。我今天很高兴听到刘林会长说，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化的发展，并增加一些国际项目。在谈论国际化时，我想引用杜威的一句话：“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具有情境性，所有学习都源于地球上的一片土地及立于之上的生活”。在过去推进国际化或向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出现了离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一定完全错误，例如，有学者对黔东南州职业教育进行了经营调查，结果发现，从专业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些专业主要是为了向沿海地区输送人力资源而设置的，明显的出现了离地化的倾向。目前地市和县一级面临人口流失的问题。人口流失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高考，二是职业教育。面对这种情况，地市对于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会有多大的积极性呢？毕竟，人口的流失意味着税收来源的减少。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离地化效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在地化，即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发展教育，进而为推进国际化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反过来，“国际化”能够带来更广的视野、更新的理念、更高的科技，提升大学“在地化”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必须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以国际视野来指导我们的在地化行动。
关于科研与教学关系的问题。最近我们学校人居环境学院提出想要进行前沿科技的研究。然而，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实际需求和资源限制。因此，我建议他们围绕雇主需求进行研究，而非盲目追求前沿科技。为此，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以下三个观点：第一，应用型大学的科研应该服务于社会，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需要能够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第二，应用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应以科研为前提。我们不会与社会上的公司直接竞争，而是通过研究和科研来提升我们的服务层次，以创新的方式服务社会。第三，应用型大学的科研必须始终服务于本校的人才培养。只有将科研、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这三方力量紧密结合，我们才能高效地实现服务社会的目标。如果将它们割裂开来看待，只会消耗更多的资源。
关于具体行动，我有几个建议。第一，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我们的学科专业方向对外部的贡献。要明确我们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以及如何做出与众不同的贡献。前两天，邬教授在评估商洛学院时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提到，像商洛学院这样的学校，大约有90%的学生在毕业后会离开商洛，其中很多人选择前往西安工作。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另外他们学校最近开设了一个与面粉小麦相关的专业。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专业的学生被几家大公司早早预定，原因就在于这个专业的独特性，没有其他学校开设相同的课程。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启示，每所学校都应该深入研究并找到自己的特色，从而做出与众不同的外部贡献。
第二，我们要重视战略引领的作用。战略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当学校处于发展阶段，或者在当前高校设置的条件下必须寻求发展时，我们需要根据发展需求，至少构建一个战略的财务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费是否足够支撑学校的高质量发展。但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本精心设计的校园，由于成本压力，不得不在某些体验环节缩减投入。同时，资金短缺也导致我们无法聘请到优秀的教师，日常教学经费也显得捉襟见肘。这一轮的发展投入反而使我们陷入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制定并落实切实可行的战略，
第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这意味着我们要将学生的发展、学习和学习效果放在首位。第四，我们要强调以贡献为本的价值导向。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强调教师为本，但时代在变，现在更重要的是看教师是否能为学校和社会做出贡献。同样，如果一个辅导员做出了显著贡献，我们也应该以他为本。这种理念并非我的独创，而是借鉴了华为等成功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以顾客为中心，以贡献为本。
第五，加强精益管理，确保资金使用的精准和高效。最后，要关注融合性教学支持。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学生对于生活服务体验、生涯规划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会发现，一个学生的成长涉及到大量的知识系统。事实上，军事单位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二战时期，美国就已经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一个士兵背后有三个支持人员提供协助。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则是三个士兵共享一个支持人员。最终，胜负往往取决于后勤和支持系统的强弱。在现代教育中，个性化教育已成为趋势，这要求我们构建一个全面的支持系统，而不仅仅是依赖传统的课堂教学。因此，我们应当着重强调以贡献者为核心，并致力于打造融合性的教学支持系统。这是我的六个行动的建议。
最后，我想引用好友杨无锐博士在《亚特兰帝斯水手》中的一段话。他提到“见解”总是破碎的、临时的，总是对自己的源头不甚了然的。对于铁匠而言，一生坚守某些关于其职业的见解或许已足够。而对于城邦的教育者和指导者来说，这远远不够。根据定义，“正义”代表着城邦的秩序。而一个有序的城邦，首要的是具备全面的视野。那些满足于片面、临时见解的人，无法获得这一全面视野。唯有从“见解”上行，追寻世界之实相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完整的视野、健全的判断，苏格拉底称之为智慧。现实中的城邦统治者，往往是爱好某种“见解”的人。不完整的“见解”或许是整饬一个铁匠的生活，却足以导致一个城邦的失序。哲人，则是爱智慧者。爱智慧者，是让灵魂之秩序接通了真理之源头的人。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优秀大学的定义时，我们会发现，一旦我们实施了这项改革，就离成为一所优秀大学的目标不远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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