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新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全面理解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的深层意蕴，对于推进“双一流”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方略的提出与实践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且正在向中高级阶段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数量饥渴型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型转变，全面提高各级各类高校办学水平，加快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步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持，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点睛要求，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中流砥柱，是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竞争的重要领地。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既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应对高新科技和社会变革挑战的战略举措。
（一）建设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深层意蕴
教育乃国家命脉所系。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历了从若即若离到密不可分，再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不仅在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更好的自我发展，而且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2015年，党中央作出“双一流”建设战略部署，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加快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产出更多原创性、开发应用性科技成果，为增强综合国力提供强大的高水平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支持。“双一流”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头部高校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的政策支持，对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推进和实现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目前，“双一流”建设已经进入第二轮。此轮“双一流”建设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有利于“双一流”建设更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和高校建设要求，与此同时，为出台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留出了空间。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自世纪之交提速发展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形成了数量庞大、结构复杂、层次多样、体系完备的办学格局。不仅如此，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施政治教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尽管“双一流”建设将建设高校划分为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高校，但他们都以世界一流为参照，能够覆盖的高校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世界一流的身份典型又独特。这不仅限制了“双一流”建设政策对更大范围的高等教育发展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而且可能使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干部教师产生严重的失落感，认为自己的学校不受关注，不是政府政策重视的对象。由于办学条件和相关主客观因素影响，这些高校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差距很大，当政府为建设“双一流”高校投入巨资的时候，他们很多还在为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而努力。虽然这不是“双一流”建设政策的本意，但政策实施的效应却不容忽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是高等教育的固本之策，建设一流大学是摘取高等教育“皇冠”的必由之路，优势学科建设则为高等教育发展展开了广阔的空间。加快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表明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发展政策”趋于完善，可能形成一套多目标强化建设与发展政策。
（二）一流大学与优势学科建设的内在联系
大学的生命元素主要由学科和专业构成，因为专业是在学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学科是大学存在之根本。大学是为达到一定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学科联合体，大学与学科的关系是生命体与之关键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学科的大学，也不存在有学科办学而无大学组织的机构。学科门类之多少、水平之高低、办学之目的等决定了大学的类别、层次和功能形态。总之，大学与学科本质上是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学科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一流大学与优势学科建设政策的提出，弥补了“双一流”建设政策存在的一个缺陷。客观地讲，在“双一流”建设政策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会将所有高校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流的，另一类是非一流的。两类高校之间的落差以一流标准为分野。入选“双一流”建设计划的高校和学科，除了能得到政府财政和相关政策支持外，还能得到社会舆论追捧和优势的社会身份。而未能入选的高校，则沦为政策的“弃儿”、社会舆论的“弱者”。前者只是极少数高校，后者则包括了绝大多数高校。如此一来，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失衡，不仅高校之间关系失衡，而且“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学科生态也会失衡。
一流大学与优势学科建设政策的提出，不仅有助于解决“双一流”建设政策可能造成的高等教育系统失衡现象，而且可重构高等教育生态，激活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高等教育良性持续发展。一流大学建设将原来的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双车道”并轨为一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建设车道，将一流大学内部建设发展与学科建设的目标统一起来，从而使大学与学科间的生态关联性得到加强，大学与学科建设的目标保持逻辑的一致，更好地促进一流大学目标的早日实现。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仍处于成长中，建设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仅能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完善水平，还有助于高等教育发展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创新发展需要，建立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截至2022年5月31日，我国有高校3013所。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将保持一定幅度的规模增长，到2030年左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70%，在学规模将超过6000万人。2021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校均规模为16366人，本科层次职业高校校均规模达18403人，高职（专科）高校校均规模也有9470人。现有高校的办学规模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高等教育发展的增量需要通过增设新的高校来消化。可以预计，我国高校数量还将有一定增加。因此，高等教育重点发展政策不能局限于数量有限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有更大的覆盖面，将更多高校建设发展纳入政策支持和激励范围，从而优化超大规模高等教育发展生态链。在加快一流大学建设的同时，推进优势学科建设，可以扩大政策覆盖面，为更多高校建设发展创造适宜的政策生态。一个由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所组成的高等教育发展系统，将有助于彰显大学与学科的内在联系，建设韧性更强大、整体结构更优化、更可持续的高等教育生态。
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的国际经验
20世纪后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日新月异，新兴高科技产业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社会创新发展，而且为传统产业行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更是促进了经济产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与此同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速，总规模和毛入学率成倍增长。据统计，2001年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实现了新一轮大规模扩张，在学总规模从2001年的1.1亿人增至2020年的2.4亿人，增幅达11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9.1%增至2020年的40.2%，增幅为110%。在高等教育大幅度扩张的背景下，部分国家的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纷纷展开。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30多个国家先后实施了70余项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并辅之以相应的政策支持，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等国家，都实施了以建设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各种计划。梳理各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可以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提供启示。
（一）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一流大学建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高等教育本身。一流大学建设往往基于国家经济产业创新发展需要，以服务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包括应对世界和人类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传统上，美国一流大学建设主要服务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然，因为美国经济长期居于世界龙头地位，美国一流大学建设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力。“9·11”事件后，美国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置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关键位置。2012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未来：确保国家繁荣和安全的十大突破性行动》报告，提出创造一种“战略性投资计划”以资助研究型大学的创新，以确保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继续成为世界最佳的大学，帮助美国实现国家目标及确保国家繁荣和安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为应对国际竞争挑战，实施了一系列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包括日本的“卓越研究基地计划（简称‘COE计划’）”“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及韩国的“BK21计划”“WCU计划”等，以提高尖端人才培养能力，增强国家科技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为适应新工业挑战，促进制造业升级转型，德国于2005年实施“卓越计划”，以彰显德国研究型大学优势，重拾昔日德国高等教育的辉煌。俄罗斯于2013年实施“5-100计划”，应对苏联解体遗留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综上可以发现，即便各国推出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目的有所不同，但都与各国政治、经济、国际化等方面的战略目标有密切关系。一流大学建设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工具。
（二）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是影响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论何种教育体制下，政府大都通过立法、拨款、评估和行政指导等方式，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或战略行动，确立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并组织开展相关评估工作，审定高等教育发展资助项目，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加强高等教育发展重点领域工作，保证高等教育发展符合国家战略需要，满足政府施政目标要求。建设一流大学不仅是大学的内生要求，更是20世纪后期以来各国政府施政的重点。可以说，一流大学建设典型地反映了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为和影响。如，韩国政府自1999年起连续实施“BK21计划”“WCU计划”以及“BK21 PLUS计划”，旨在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地方优秀大学，提高韩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满足国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培养富有创造性、高质量的人才，以适应知识社会的需要。这些计划的建设经费和组织实施都由韩国政府负责。德国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由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共同制定与实施，有关建设经费由两级政府负责筹措。在前两个阶段，政府主要委托德国科学基金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负责评审等相关工作，第三阶段政府则委托国际专家委员会参与标准的审核与质量评估。有的国家政府制定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负责提供财政支持，但将具体实施工作委托有关专业组织负责。如日本在“21世纪COE计划”实施中，文部科学省并不直接实施和管理，而将其委托给第三方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该机构定期向文部省反馈计划实施情况。还有的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制定和实施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但通过相关科技和教育专项法律和行动，支持一流大学建设。如美国自20世纪后期以来，先后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竞争法》《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等，向一流大学提供了强大的联邦财政支持，从而保证了一流大学的竞争优势。
（三）重视一流学科建设
大学发展本质上是学科发展，学科发展水平高低决定大学办学水平高低。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提高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将学科纳入建设范畴，并给予其突出的地位。如韩国政府在“BK21计划”中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院建设重点资助应用学科、人文与社会学科、传统特色学科及新兴学科；地方优秀大学重点发展应用型学科；在“WCU计划”中，强调建设一批新的交叉学科与前沿学科，以学科建设统筹推进大学学科与院系发展。日本政府实施的“21世纪COE计划”，突破“远山计划”以重点大学为建设单位的做法，资助各大学优势学科建设，以升级科研条件，汇聚一流科研力量，完善科研体制，培养尖端科研人才。三期“COE计划”的实施，强化了日本大学的学科建设与科研活动，提高了学科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美国联邦政府的建设资金主要资助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星球大战”计划重点资助航天航空、高能激光、微电子、计算机、软件系统等学科发展；《美国竞争法》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学科研究和教育作为保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网络安全、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持续进步和领先的核心要素，致力于拥有优质的STEM教育，帮助美国领航全球科技创新和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印度政府推行的“卓越潜力学科资助计划”，选择符合标准的大学、学院和学科进行重点资金支持建设，以不断提升印度整体科研实力，增强印度大学全球竞争力，使印度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加拿大政府实施的“卓越中心网络计划”（The Networks of Centres of Excellence Program, NCE），在环境科学与技术、自然资源与能源、卫生及其相关生命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学科选择14个重点领域，通过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创新，提升国家协同创新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加拿大成为创新型国家。
（四）注重提升国际化水平
一流大学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策源地，也是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的中心。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常常是国际学者和学生聚集地，他们不仅能吸引世界各国优秀学者和学生来校访学交流，攻读学位，而且为国家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吸引人才。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是世界性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强磁场”，其功能和辐射力远非一般高校可比。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出国留学人数达636万人，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800万。美、英、加、澳等国长期位居吸引留学生人数最多国家的前列。因此，建设一流大学，大都包含了延揽全球优秀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学生、产出有世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服务全球共同利益，以及吸引更多留学生等举措。如韩国的“WCU计划”包含了吸引一批海外人才，以提升国际化水平；日本的“顶尖全球大学计划”明确提出，要深化全球战略，广泛吸引全球多元化的人力资源，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创新型大学”。近年来，各国开始将重点聚焦高等教育全球影响力，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都包括吸引更多留学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激发大学原始创新动力，发展尖端学科，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大学国际排名与国际影响力等。此外，部分国家提出一流大学建设应关注全球共同利益，聚焦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履行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国际使命与责任，以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五）推动数字化变革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正在重塑大学形态，使高等教育发生并继续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兴起，数字化更使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进入智慧阶段。为应对高新科技，特别是智能技术的挑战，各国政府和大学一方面不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相关学科专业，培养人工智能、大数据科技人才，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新需要；另一方面，主动适应数字化变革，提升大学办学运行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在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中，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加强高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数字化研究平台，发展数字化和智能化课程教学技术，提升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水平，以赋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如2017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高等教育国家教育技术计划》，重构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该计划提出，“高等教育，尤其是提供卓越教育的大学，应该改进数字化技术，满足学生高质量学习的需求，提升教师的数字化能力，打造高质量的课程资源”。韩国、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文件，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培养师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以应对数字化挑战，促进一流大学建设。201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面向教育数字化改革的5年计划（2018—2022年度）》，提出学校信息化环境的建设目标。2020年以来，为适应新的数字化应用环境，日本政府将《科学技术基本法》修订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推出新一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进一步细化“超智能社会”愿景。在大学层面，一流大学建设更将应对数字化挑战置于关键地位。如2022年，大阪大学为建设一流大学推出《2027年总体规划》，将数字化技术渗透到教育基础与研究基础中，提出“应对新时代的信息基础建设”（OUDX计划），目标是支持混合教育学习环境、在线研究活动环境、大学战略管理环境。
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路径
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要求，时限紧、任务重，且各相关大学校情差异大，不可能有一套全国通用的、统一的建设办法，也不能将国外一流大学成功的经验移植到我国。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应当因校制宜，根据各有关大学和学科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措施，解决各大学和学科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学校和学科发展上水平、上台阶。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不只是大学和学科的事情，还是各级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应当利用法律、政策、财政、评估和行政等手段，支持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为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条件。
（一）升级一流大学建设计划
在第二轮建设中，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并轨是尊重大学与学科关系之举，符合大学发展逻辑。“双一流”并轨建设后，应弘扬“双一流”建设经验，升级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着眼学校整体提速增效发展，以推进一流大学建设。针对“双一流”建设中部分高校存在的更重硬件建设，不重办学理念更新；更重现实成就，不重长远效应；更重学生国际交流合作，不重引进国际学术人才等倾向，升级版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应当重点补充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先进的办学理念。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支柱，一流大学建设应以办学理念更新为先导，用先进的办学理念取代陈旧、落后、封闭的办学理念。第二，长远效果要求。一流大学建设要将服务国家现实战略需要与高等教育长远效果结合起来，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现实发展的同时，产出一流人才和一流学术成果，为未来学科发展和文化科学创新储备创造型人才。第三，国际学术人才引进。建立国际学术人才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文化氛围，将一流大学打造成为世界学术人才高地。
（二）制定并实施优势学科建设国家计划
优势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姊妹篇，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要任务。优势学科建设范围比一流大学建设更大，对高校的直接影响面更广。落实优势学科建设任务，既是有关大学的责任，又是政府的责任。就政府而言，应当将优势学科建设上升到国家计划，利用政府专项投资和相关政策杠杆，推动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为优势学科建设提供支持和服务。与一流大学建设更重视整体建设效果不同，优势学科建设更重视高校办学实力强、发展势头好、与国家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关系密切、学术贡献潜力大的学科。这样的学科往往在各高校不会多，因为优势学科多的高校可能就会入选一流建设高校。拥有优势学科的高校数量则会比较多，有的总体办学水平一般的高校，可能也拥有非常不错的优势学科。显然，对这类高校而言，优势学科建设除了实际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外，还可能带来极大的发展内驱力，激发很多高校发展优势学科的积极性。优势学科建设国家计划可以分中央支持和地方支持两部分，中央支持发展的优势学科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基本导向，地方支持发展的优势学科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为基本导向。优势学科建设国家计划可以与“双一流”建设计划并行推进，以提高两大建设计划的互补效应。
（三）创造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发展的环境
我国有普通高校2700多所，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高校只是普通高校的一小部分。就数量而言，非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高校与更多民众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高校与国家战略需要和文化科学创新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两类高校都是国家需要、民众需要的，是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因此，在国家政策导向上，应当给予两类高校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办学的历史不长，主要是从1999年“大扩招”以后才走上规模持续扩大的发展道路，普通高校数量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22年的2759所，净增1688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高校总体上非常年轻，有2000所以上高校举办高等教育的时间不足20年。因此，各级各类高校都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尤其是2000多所新建高校更处于自身生命周期的创业期，建设发展任务更加繁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为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创造适宜的环境，包括政策氛围、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氛围。就政策氛围而言，政府应当制定激励各级各类高校加快建设发展的政策，明确政府对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和质量提高的要求，并为各级各类高校有序成长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就社会舆论而言，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各级各类高校建设发展献计献策，尤其是社会用人部门要为各级各类高校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为毕业生就业提供公平合理就业环境。就民众心理氛围而言，政府应当引导民众公平对待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发展，促进高校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教学，让民众从各级各类高校获得自己满意的高等教育。
（四）开拓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办学数字化新空间
在信息科技应用于教育之前，虚拟空间的有效性非常有限。在信息科技、国际互联网和AI技术应用于教育之后，虚拟空间的潜力不断得到突破，高校更是成为虚拟空间开发与应用的先锋，线上教学、虚拟学习、数字化图书馆、智慧教室等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潮流。高等教育数字化为高校办学提供无穷的新空间，也为高校拓展新功能指明了新方向。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办学应当在虚拟教育空间开发与利用上走在前面，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新发展提供经验、示范和支持。创建办学数字化生态系统，加强数字化校园、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设备、智慧教室、数字化教学系统、混合学习空间、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基础条件建设，强化人才培养方式与管理方式数字化变革，实现教与学、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开发与应用的数字化，提升师生员工的数字化能力，缩小不同年龄段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使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与校园物理空间有机结合，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加强科学研究能力，优化社会服务效果，更充分展现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成效。
（五）发挥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引领作用
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的目的在于发挥他们对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这是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应当发挥的直接作用。实际上，他们能够发挥的间接作用不容忽视。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所获得的学科发展和大学建设经验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办学的有益探索，既能为一流大学建设和优势学科发展所用，也应当为其他高校和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引导高等教育前行方向。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高校建设不能只有一种模式，每一所高校都是自身历史与现实逻辑延续的产物，包括每一所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高校都是个性化的存在。尽管他们建成一流、发展优势的经验具有个体性，这也不妨碍他们的经验能为其他高校建设发展提供启示。所以，应当重视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经验的研究，总结其成功的办学条件和做法，探讨其经验推广应用的条件和要求，为其他高校建设发展提供指导和参考。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高校是我国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他们蹚出来的发展道路对我国其他高校建设发展更有参考借鉴意义。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先手棋，必须重视其引领价值，使其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