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步伐不断加快，现代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对人力资源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供给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从而倒逼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变革与完善，以提升高技能人才的供给能力，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具体到培养高技能人才主渠道的高等职业教育，便要求其层次结构顺应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趋势上移发展，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高等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专业硕士教育—专业博士教育”层次结构，以充分满足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理论水平、就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同步提升的复合型要求。当前，我国已经针对现代产业结构变迁引发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需求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并开始了实践探索。而部分欧洲发达国家因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职业教育适应性不断增强等原因，先于我国开启了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进程。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我国现代产业结构演变与调整的现实状况，剖析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内外部动因，并结合欧洲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先进经验，找到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更优路径。
一、产业结构演进高级化理论及中国情境验证
“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引起产业收入变化，导致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且经济发展不仅会带来产业规模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会引发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即在产业技术创新基础上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产业演进过程。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以来，产业结构变迁遵循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结构在1978—2021年的4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1978年的28.2%∶47.9%∶23.9%变化为2021年的7.3%∶39.4%∶53.3%。同时，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20多个百分点，变化幅度较大；第二产业虽然一直维系在40%左右，具有较高的比重，但是依旧处于下降趋势，其下降幅度约为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顺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幅提高，由1978年的23.9%提高到2021年的53.3%，增长了近30个百分点，超过第二产业所占比重13.9个百分点，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在1985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总体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高级化趋势明显，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产值比重的变化也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产业演进规律。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动因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动因可分为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外部动因是我国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不能有效支撑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需求，倒逼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内部动因是高等职业教育自身规模过大，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其发展方式需要由规模扩张向结构调整转变。
（一）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倒逼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现代产业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着就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着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进程。随着现代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的趋势演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利润率较低的第一产业流向利润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为70.5%∶17.3%∶12.2%，并且第一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最多，约为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和的2.4倍，与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就业格局贴合。202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调整为22.9%∶29.1%∶48.0%。与1978年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就业格局变为三、二、一产业就业格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约4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了约36个百分点。
现代经济学理论将就业结构依次分为三种类型，即以第一产业就业为主的传统型，以第二产业就业为主的发展型及以第三产业就业为主的现代型。其划分标准：传统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50%以上，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5%左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25%以下；发展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16%～49%，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6%～40%，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26%～49%；现代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15%以下，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35%左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50%以上。可见，我国就业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经过40余年的调整，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到发展型的过渡，但还未完全过渡到现代型。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是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不匹配。2021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为7.3%∶39.4%∶53.3%，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比重为22.9%∶29.1%∶48.0%。显然，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然过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较低。不仅如此，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也明显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明显偏低。据2022年《国际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8%，较之2000年大幅下降，下降约35%。除印度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于我国外，其他8个国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远低于我国，大致在0.6%～6.5%之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38%，较之2000年上升0.1%。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均高于其他9个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约为54%，较之2000年约有26%的大幅增长。与第一产业就业情况相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除高于印度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外，均低于其他8个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其他8个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处于62.4%～82%之间。可见，相较于以上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比较缓慢，尤其是就业结构的调整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而其背后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低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难以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趋势符合世界产业高级化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却仍未转变为现代型就业结构格局，难以有效满足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需求。现代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就业需求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二是产业导向由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因而，我国现代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需要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与之相匹配，由此倒逼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为现代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供给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结构调整转变
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情况来看，当前仍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层次结构的变化与调整还未到位，这集中体现在高等职业教育未能充分发挥培养与供给高技能人才的功能。人社部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技能劳动者人数超2亿人，约占总就业人数的26%。但是在技能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量超0.5亿人，仅占比28%，高技能人才缺口达上千万人。为了满足现代产业升级带来的新的就业需求，高技能人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随着现代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高速发展，现有高职院校培养的技能人才却难以有效满足劳动市场的需求。这就倒逼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结构调整转变，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升级，同时转变传统职业教育观念并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从而培养出更多兼备深厚理论和扎实技术的高技能人才。而打造处于高等职业教育上位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构建“高等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专业硕士教育—专业博士教育”层次结构的关键所在，因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连接高等职业教育层次与专业硕士教育、专业博士教育层次关键的中间环节。再从我国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规模及校生均规模来看，虽然高职院校数量多于本科院校数量，但是校生均规模一直少于本科院校生均规模。根据2010—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统计分析，2010—2021年，我国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数量均一直呈增长趋势。高职院校由2010年的1246所增长到2021年的1486所，十年间增加了240所。本科院校由2010年的1112所增长到2021年的1270所，十年间增加了158所。尽管十年间高职院校的数量增长超过了本科院校，但是本科院校的生均规模一直约为高职院校生均规模的2倍。2021年，本科毕业生人数为428.10万人，高职毕业生人数为398.41万人，高职毕业生人数比本科生人数少29.69万人。本科在校生人数为1906.03万人，高职在校生人数为1590.10万人，高职在校生人数比本科在校生人数少315.93万人。
虽然我国高职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均远远低于本科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但是我国高职学生占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比例却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而本科生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高职生、本科生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54.5%、45.5%。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发布的《2022年教育状况》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高职生、本科生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9%、31%。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优于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高职生比例偏低，本科生比例偏高。据此，现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需适应现代产业结构演进的高级化趋势，逐步将规模优势转变为结构优势和质量优势，将发展的焦点和重心由规模扩张向层次结构的提升转变，优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之间的比例结构。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优化路径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保持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由此可见，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构建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据此，本研究在深入剖析我国现代产业结构演进高级化倒逼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同时参考部分欧洲发达国家在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的先进经验，从如下两方面提出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的路径。
（一）将应用技术大学打造成为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体
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上移发展，健全与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结构体系，其首要关键点是确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由此可见，国家层面正在着力将应用型高校打造成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体。然而，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乃至应用型高校自身的发展由于时间较短，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经验，获得可资借鉴的发展思路。在这个方面，欧洲应用技术大学作为欧洲应用型高校的典型代表，其发展较为成熟，我国可以参考欧洲主要国家发展应用技术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将应用技术大学打造成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体提供有益思路。
1. 成功建设应用技术大学的前提。
我国当前正处于建设应用技术大学的可行性验证阶段。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应用技术大学更强调实践培训。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与普通大学并行、以专业教育为主导和面向工作生活的教育组织，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研发创新、服务就业和区域发展及促进终身学习等多重使命。研究发现，尽管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的创建时间不一，但一个国家成功建设应用技术大学的前提，通常是有三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变量需要达到相应的水平。第一，城镇化率达50%以上。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过程随之扩大，促使现代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势必要求人才培养结构和教育结构随之优化升级。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5.22%，显然符合建设应用技术大学对城镇化率的要求。第二，人均GDP至少达3000美元。劳动者在产业中创造价值和利润进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升级与质量提升也是促进产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12741美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从教育经济学角度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迈向高收入水平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叠加阶段，这一阶段既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又能够提供足够的生源保障。第三，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必然要求相应的人力资本提升自身的教育层次，以满足现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劳动者素质提升的要求。根据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分析不同教育层次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程度的研究表明：我国初等教育劳动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产生了负面效应，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劳动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产生了正面促进效应。而在未来有力支撑现代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的必然是高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综上所述，当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正处于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在这一阶段需要提升自身的层次结构，探索将应用技术大学打造成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主体的有效措施，为我国现代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
2. 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应顺应产业结构高级化。
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和现代产业经济的接口，是保证高技能人才培养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的首要环节。据此，为了将应用技术大学打造成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体，需要以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建设为抓手和突破口。通过促进应用技术大学专业结构设置动态匹配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高技能人才这一有力支撑，深化产教融合，从而使应用技术大学逐渐成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培养和供给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主体。而在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建设动态对接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可以充分参考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建设的成熟经验。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建设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接国家和地方现代产业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保证其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动态适应性。具体来看：第一，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能密切结合整个国家的现代产业结构。以奥地利为例，其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国家现代产业结构高度匹配。奥地利的现代产业经济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其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在整体上也明显向第三产业倾斜。奥地利的应用技术大学整体上服务第三产业的设计（艺术）、健康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商务）等专业占开设课程总数的56%，占总就学人数的61%。第二，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能紧密结合区域产业结构。以德国为例，其汽车制造业集中地区的应用技术大学普遍以工程制造、电子和汽车专业为特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直接到这些企业进行实习，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十分明确。第三，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建设与结构调整具有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还是以德国为例，其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建设不仅要满足学校所在区域近期的产业发展需求，同时还要考虑未来该专业的发展趋势和服务能力等。如德国纽伦堡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建设以劳动市场技术技能需求为导向，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就业市场时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该校通用机械工程专业和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充分调研和分析劳动市场现在与未来对技术技能需求的基础上，不仅开设了画法几何、工程力学、机械设计等基础理论课，还设置了工程流体力学、切削加工、工程师信息技术等专业基础课以及车辆工程设计、汽车模拟道路试验、震动与噪声控制技术等专业方向课程，从而使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具备适应未来劳动市场发展需求的通用能力和专业动态能力。此外，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主要通过建设专业群的方式，提升专业建设的动态适应性。如德国卡尔斯鲁厄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是以现代产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的集群设置模式，建设的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群、机械制造微观技术与精密技术专业群等形成了“宽基础、复合型”的专业结构，使培养出来的高技能人才能够很好地适应转岗和进修等需要。
参考上述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建设和现代产业经济同步调整与发展的经验，我国应在结合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特色的基础上，赋予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建设与发展更多自主性、适应性和灵活性，重点推进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建设与国家和地方现代产业结构动态匹配，使作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主体的应用技术大学建立在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需求之上，从而使应用技术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技能人才所掌握的技能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匹配，进而为推动区域乃至国家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高技能人才支撑。
（二）健全国家资历框架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的上升通道还不够畅通，迫切需要构建起“高等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专业硕士教育—专业博士教育”教育层次结构，为我国技能人才终身学习和职业生涯持续发展提供上升通道。根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可知，高职毕业生读本科的比例仅从2015届的4.7%上升到2021届的13.9%。同时，高职毕业生升入本科的上升通道受限的现象也可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终端制度设计，即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与学历证书等级未能实现等值融通的对应关系中可窥一斑。而从国际视角来看，欧洲主要国家都在终端制度设计层面，通过对包含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学位证书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的设计来支撑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的上移与完善。在世界范围内最为先进、影响最为广泛的欧洲资格框架的推动下，欧洲已有包括英国、德国、奥地利等35个国家正式将其国家资格框架与欧洲资格框架进行了衔接。其突出的特点为高层级性、等值融通性、动态适应性、终身性。
我国应结合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参考借鉴欧洲资格框架的特点与优点，构建能够支撑现代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协同高级化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第一，构建具有高层级性的国家资历框架。欧洲资格框架在垂直维度上的层次结构共有8级，而欧洲各国根据本国需要设定的层次结构有所不同，主要有5级、7级、8级、10级、12级，且每一级的资格水平均从知识、技能和素养三个维度进行设计。从欧洲各国资格框架的层级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构建具有8级及以上层级的国家资格框架是主流趋势，并且尤其强调其中属于高级职业资格的6～8级的设计，以保障技能人才能够获得持续深造的上升通道。我国应准确把握欧洲资格框架的高层级性特征，将高级职业资格的设计作为构建国家资历框架的关键环节，在国家资历框架中将传统的5级职业资格升为8级，这既是保障劳动者攀向高技能层级的重要制度阶梯，也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地位、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和满足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第二，构建职业资格和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等值融通的国家资历框架。欧洲资格框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6级、7级、8级与高等教育资格框架中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相互等值融通。这就在终端制度设计层面保证了职业资格和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等值融通，促进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相互认证与转换，使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实质性地等值起来，在巩固高等职业教育在整个学制体系中的地位的同时，为高等职业教育结构层次上移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据此，我国应同样建立起能够保证职业资格与学历资格等值融通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从而保障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通过职普等值融通的轨道顺利进行上移调整。第三，构建具有动态适应性的国家资历框架。欧洲资格框架以及欧洲各国的国家资格框架普遍具有灵活的动态适应性。例如，当英国原有的5级国家资格框架不能有效反映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的更高要求，并且制约了技能人才向更高层次流动与发展时，英国持续跟踪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职业能力提升的需求，动态优化升级国家资格框架的层次结构，最终将国家资格框架的层次结构升为8级。由此，我国国家资历框架的设计主体和执行主体应协同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国家资历框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围绕现代产业经济发展和技能人才职业生涯发展的双重需求，对国家资历框架进行针对性的动态调整，不断在国家资历框架中融入新的职业能力观，持续深化资历框架的层级描述，进而增强国家资历框架的动态适应性。第四，构建具有终身性的国家资历框架。英国、德国和丹麦等欧洲主要国家早在2006年就开始设计和开发具有终身学习属性的国家资格框架。欧洲及各成员国的资格框架的终身性主要体现在先前学习认证、非正式学习的认可和学分相互转化等方面，强调尊重学习者在各个成长阶段的学习过程和对以任何方式获得的学习成果的认证。可见，欧洲及各成员国的资格框架均是普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终身学习框架。鉴于此，我国应以打造具有终身性的国家资历框架为契机，对接国际认可的资格框架，重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国家资历框架，使国家资历框架能够在反映现代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在准确检验高技能人才质量、激励高技能人才发展和促进高技能人才终身学习等方面真正发挥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