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政协常委 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
(该文章发表于2000年12月)
当今世界，靠开发知识资源而实现跨越式经济腾飞的当属美国和日本。
中国西部大开发立足于非常规性跨越式发展，知识资源的开发优先于自然资源已成为“英雄所见”，而知识资源的开发皈依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积累。
人们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积累总习惯地联想到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办高校主渠道，忽略了民办高等教育这支无须国家财政投入而得以实现人才大批量廉价开发和积累的野战军，正是这支极富生命力的野战军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非常规性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中国12.5亿人口的全民族高等文化素质的提高开辟了康庄大道。
西部大开发应优先开发知识资源
冷眼向洋，不具有持续性发展特性的自然资源，世界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限制性开发和保护性开发的举措。他们或改变自身产业结构，或将劳力密集型产业、粗放型经营及污染型产业转嫁给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自身则转向于知识资源的开发。
回眸华夏，东部沿海开发区并没有多少令人眩目的自然资源，原本也并不具备雄厚的知识资源和人力素质。然而，各路豪杰的蜂拥加盟，五湖四海观念的融合杂交，极大地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素质，有效地实现了知识资源的开发。
相反，远比东部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并没有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甩掉欠发达的帽子，不论是在地区发展差距、产业结构层次差别、因政策性亏损造成的结构和区域性贫困、基础设施的薄弱形成的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抑或区域可持续性发展差距等方面，与 东部地区相比，皆处于欠发达状态。
归根结底，西部欠发达在于开花于本土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知识资源的薄弱，在于知识经济走势下扎根于本土地区性可利用人才的匮乏。这里所指的可利用人才匮乏不仅涉及西部地区小批量高素质人才的“孔雀东南飞”和中批量科技人才的知识及专业老化，更涉及西 部14省区600万平方公里近3亿“区民”整体文化层次的相对低下和本地区科技型、复合型和涉外型的大批量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不足。
显然，将自然资源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习惯性陈旧观念让位于知识资源的优先开发已成为当务之急。
显然，知识资源的开发不仅要着眼于极少数专家、学者和学科带头人，更应皈依于高科技产业、三资企业、旅游、外贸金融等企事业中堪称主力军、为数众多的知识经济型人才。
人才开发的跨越式途径 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以西部的陕西省为例，在计划经济体系布局中作为全国的教育和科技大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相对于东部开发地区而言，陕西整体经济实力和投资环境的低下，科技优势衍生的科技成果伴随着人才一并“孔雀东南飞”，严重影响了本土人力资源的自然积累和人口素质的大面积提高，客观上形成了人才大省人才匮乏的西部现象。
面对即将来临的西部大开发，随着入关世贸所引发的外资抢滩西部，大批量涉外企事业蓬勃兴起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涉外型高职人才，国家财政支撑公办高校固然是为西部提供高等人才的传统主渠道。但公办高校不仅受制于国家财力而独木难支，数量有限、主体为面向全国的几十所国办高校培养和造就的有限人力资源大部分为东部地区作了“嫁衣”，即便暂时留守本土却因种种原因而沦为飞鸽牌人才。
高校扩招固能逐步缓解西部人力资源的匮乏，然，长期计划经济的压抑，国办院校扩招可能既因积重难返欲速则不达，又可能因生均年培养成本与学费收入的差额加大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好景不长；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固能暂解燃眉之急，然，既因杯水车薪终非长久之计，又因西部财力单薄最终仍属画饼充饥。
由12万名全日制专科和本科层次在校生为标志的西安市40余所民办高教的蓬勃兴起，引申到全国1300多所民办大学的二百万民学大军的蓄势待发，无疑为西部知识资源的开发和高职人才的大面积普及，为西部人力资源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全民族高等文化素质的提高展现了新的跨越式发展生机，不花国家一分钱、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民办高校必将在西部大开发中肩负大批量多学科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开发的重任。
中国民力大学的现状与“民办高教硅谷”的转移
纵观华夏民办大学，凡普通高校林立之处，皆呈现出民办大学的勃勃生机。其外部与成人高校和普通高校渐成三足鼎立之势，内部业已由京城一花独秀，形成以西安为龙头、北京、江浙和沿海地区竞相繁荣的多极化发展态势。民办高等教育的硅谷正向西安转移。
陕西的民办大学，主观上已纷纷买房征地摆脱靠租赁校舍向大面积自有校园和自有校舍转化，办学型式业已摈弃十多年前的业余、短训和走读，向全日制全住校的大专和本科层次迈进，客观上由于陕西的高考率和就业率相对较低，不仅本地区生源广泛，还因其高校林立 的教育氛围优势、省市领导和教育部门对民办高教的情有独钟，收费低廉和民办大学自身的品牌意识等，吸引了西北五省乃至全国各地的生源，多所万人以上或接近万人民办大学的群体优势，使西安成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谷”，成为人才的培育和输出大省。
仅以2000年秋季为例，陕西以西安翻译学院为首的4所民办大学就一举招录了3万名新生，竟占40所普通高校所招录的7.5万人的40%，60余所民办高校中万人规模左右的民办大学就达6所之多，从而首次以12万名在校生人数超越了陕西省成人高校的在校生总数，即使与40所公办高校的20万在校生人数相比，亦不可小觑。
窥一斑而见全豹，仅以没花国家一分钱却为国家积累3亿元固定资产的民办西安翻译学院为例，13年来为国家培养和成功地输送了1000多名被三资企业争相聘用的大专和本科层次的毕业生。1998、99和2000连续3年分别招录了6800、7000和9700名新生，其中1999 和2000年80%新生的入学分数线皆超过了本省高考最低地市分数线，在校的4年制本科生占60%以上。连年的火爆招生不仅使学院达到了令世人瞩目的22000名全日制住校生规模，而且引发了近百名外国驻华使节两度专程参观，引发了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日本NHK 电视台、美国之音、英国 BBC、日本读买新闻和《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等几十家海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聚焦。
西安翻译学院除千余亩校园、近30万平方米自有校舍外，仅教学和生活设施就有：20多座多媒体语言实验室、红外听音室、计算机实验室和综合电路实验室等，2000台以586和奔-2为主体的多媒体微机群，全部配置了闭路电视、卫星转播、音响和教学监控系统的600余间教室（其中仅配置多媒体投影仪的阶梯教室和实验室就多达16座）， 4000平方米的室内体育馆。1200座位阅览大厅藏书近20 万册的图书馆和集暖气、校园201卡直拨长途电话和全套公寓设施为一体的4000多间学生公寓（其中5210张单人5 件套章华床位的高配置占全国高校之首）等等。
西译的现状充分说明，当今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部分民办大学，已不再是十多年前“租间教室、请个老师、拿支粉笔”就粉墨登场的草台班，其形式也绝非短训、业余、走读和函授一统天下。当今的部分民办大学正以其全日制全住校、多学科多专业多学段、高配置和师资高职称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展现出现阶段中国部分民办大学已全方位超越了公办成人高校，正向部分同类普通高校日趋逼近的强劲实力。
这充分说明，民办大学的兴起，为非国家财政的人 力资源开发开辟了一条非常规跨越式发展之路。
中国民办大学若干理念的商榷
我国近期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由党中央明确提出教育领域中“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格局的理念，清晰地阐明了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能由政府包办12.5亿人口基数大众高等教育的深刻哲理。对民办大学而言，其深远意义绝不亚 于197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历史决断，其意义绝不亚于“非国有经济”形成半壁江山带来国民经济腾飞的政治内画。“民办”与“公办”共同发展的格局，既是对中华民族曾于世界的民学史的承前，又是荡涤教育领域中计划经济陈旧意识、激活教育生产力并与国际教育格局接轨的重大突破，是我国民办大学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里程碑。
然而，人们对中国民办大学“不花国家一分钱，百万学子遍神州”跨越式非常规人才积累模式的历史意义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着眼于提高全民族高等文化素质振兴中华的必要性依然认识不足。“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或“微观地肯定宏观地否定”使得全国民办高等教育举步维艰无所适从，“姓社姓资”、“姓公姓民”和“下里巴人”的阴影不时诱发对民办大学的漠视、歧视甚至扼杀，刚刚兴起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正整体面临着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偏颇甚至错误导向的强烈反扑。一批官不大权不小的歪嘴和尚置党中央精神于不顾，屡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对民办高校发难，有的地区和部门甚至对民办高校竭尽丑化和攻击之能事。在科教兴国国策和西部大开发的世纪战略实施之际，弄清民办教育若干理念尤为重要。
一、关于“民办大学”的属性、产权和教育产业化
我国的民办大学与国际上的私立大学虽“貌合”却“神离”。我国的民办大学，既与国外私立大学在“社会公益”和“产业运行机制”等方面雷同的共性，又特定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理念将教育归依于政治范畴。从而界定，“社会办量办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取之于学用之于学略有结余”；鉴于社会力量办学享受了国家的种种优惠政策，“其产权在停办时归当地批准办学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有，运行时归教育机构本身所有，但任何办学者个人和集体不得私分、侵占和挪用教 育机构资产”；“鼓励国内外社会各界和办学者投资，但不得增值和分红”；“从事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民办大学不允许私人办学”等等。
描绘多多，圈外人终因“民办”二字误将民办大学当作“民营企业”，圈内人则因被冠之以“产权归国”和“社会公益性事业”自喻为“全民”，而对蒙受“个体”和“企 业”的不白之冤忿忿不平。
“产权归属国家，投资者不得增值分红”既因国家未作任何投入涉嫌“一平二调”而使民办教育界的个人投资者颇有微词，又引发了外商和国内企业界对投资办学的苛刻条件畏缩不前甚至忐忑不安。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概念给社会办学带来的宽松环境尚余温未尽，却又被当今的时髦用语“教育产业化”冲击得烟消云散，“民办”+“教育产业化”+“个体户”=典型的“私营企业”的主观臆断，激化了对民办教育的摊派和税收风云。
国民传统的提法将教育作为“事业”对待，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然而，非义务教育学段民办大学的收费制、 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制和市场运行机制无疑又使其事业性冠之以产业的特征。加之近年来，国际社会纷纷来华寻求自费留学的生源市场，不仅使我国民间的大量外汇流失，更滋生了教育产业的概念混淆。
国内在教育体制改革的研讨中“教育产业化”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我国的民办大学既有其政治范畴的事业属性，又有其运行机制的产业属性。我国的民办大学同样应界定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在市场经济产业运行机制下的新型全民性教育事业。这一界定不仅适用于民办大学，更应作为我国公办大学体制改革的导向和航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易于引起剥离教育的政治内涵宣扬“教育无国界”的倾向。
事业乎?产业乎?笔者以为“产权”无疑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国民办大学的产权最终属于国家，则无疑应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定的全民属性的公益性事业。
二 、关于民办大学的规模与层次
现阶段继续发展民办大学培养高等人才或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是我国迈入独生子女高峰期数以亿计家长的热切呼唤。1998年、1999年和2000年连续3年，全国涌向西安翻译学院报考的学生和家长每年皆多达3万人，就是一道震撼人心的启示。家长期望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即便是通过民办大学），其中不乏宁愿勒紧自己裤带的一批下岗职工。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无不向往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提高就业的竞争能力和人生在信息时代的生活质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趋加大对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潮的兴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民办大学已越来越成为广大高中毕业生除高考独木桥以外的最佳选择。
高考扩招前出台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无端限制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规模不仅有悖于民心所向，与国际态势格格不入，更易产生对民办大学的政治歧义，无疑于“十五大”的市场经济导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西部大开发”对人才的迫切需求相佐，给人以“只准公办高校扩招不容民办大学发展”之感。民办大学现阶段相应扩大规模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两种观念的分水岭。
民办大学的规模和层次自有其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规律和制约取向，无须别人指手画脚。
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嘴上虽然也跟着喊两声“共同发展”，但骨子里却总以为民办大学培养不出什么象样的“专科”和“本科”来作为界定“人才”的标准。
有人总认为民办高校乱糟糟，似乎出不得一丁点问题，只要个别民办院校出一点问题，就左一个“红头文件”右一个“情况反映”狂轰，左一个“滥办学”，右一个“滥收费”滥炸，人为地扭曲民办院校的整体形象。有些部门领导对公办高校的处理慎之又慎生怕影响安定团结，却对民办院校不假思索地大笔一挥“严肃查处”，惊呼民办高校发展过快。
凡此种种，都客观上形成了限制民办高校规模的口实，都实质上影响了对民办高校扶持优惠政策的实施和即将出台的民办高教法含金量。
三、关于公办大学“扩招”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近来，来自经济界的权威人士，意外地发现高校扩招是拉动内需的最佳举措。于是，全国高校招生一扩再扩，高考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国办高校二级院校呈揽尽落榜生之势，全国电大免试入学“先上车后买票的注册视听生”之举令国民瞠目结舌。如此一般，按30%扩招率计算，中国的国民高等教育3年超英赶美之壮举，岂非令国民经济8%-10%的增长率黯然失色。
诚然，高校扩招给几百万考生和家长带来福音，高校扩招给四平八稳的公办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高校扩招将低素质人员的就业矛盾提升为高学历人才的积累，有效地延缓了就业困扰。
然而，以拉动内需和挖潜创收为原动力的扩招舆论导向，恰与大力发展国民高等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初衷的良好愿望大相径庭，给人以本末倒置之感。
然而，公办高校扩招在挖潜殆尽之时势必会引发盲目二次投资继续向国家要钱，公办高校扩招可能会引发工薪阶层将非义务学段的交费误解为国家行为，国家限定的扩招年收费标准远低于年培养成本不仅会引发高校学年结束时的泡沫经济，而且势必加重国家非义务学 段的财政负担，加大国家财政负担的公办高校扩招其本身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反思。
无疑，公办高校扩招还会给以落榜生为主体的民办大学带来生源数量和生源质量的严峻挑战，继而引发大批民办大学的生存危机。民办大学将面临“入关”的考验，优胜劣汰势将导致部分民办院校幻灭，尽管少数民办院校将如中华民学的火种，以崭新的姿态更高的层次 入围于同国办大学携手并进的决赛圈，但就总体而言，过早地挤垮一大批本可发展壮大的民办大学甚为可惜。以仍躺在国家财政怀抱里的公办大学二级院校延伸出的“准民办大学”取代正宗的民办大学更是历史的倒退，偏颇的“公办高校扩招”理念让位给包含大力发展民 办高教实施大众高等教育的“全面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方为正道。
公办高校的扩招理论无疑应该建立在金字塔构架下始终保持国际高等教育水准的基础上。公办高校应是“精品屋”，将有限的财力聚焦于培养基础理论和高精尖特人才，瞄准世界高等教育态势与国际接轨。“公办”眼睛向下“瞄”争夺民办高校高职层次的生源，不仅以牺牲质量为沉重代价，而且使刚刚沐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春风的民办大学大有“擦边而过”之感。“民办”主体宜着眼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强调复合实用型和技能型以补公办大学之缺。公办拟集中优势兵力抓大放小，民办宜调动千军万马各显其能，着眼于大众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绝不能仅仅停 留在不歧视民办的政治范畴，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制 定共同发展的分工和规划。共同发展应放眼“公有民办” “公”“民”联办，甚至“民办”兼并“公办”。
诚然，全国公办高校连续二年的大幅度扩招不但为人民大众对高等教育的热切需求带来福音，还激发了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高校改革活力；重点公办高校的合并完善了专业和学科建设、加快了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的步伐；高校的后勤社会化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新型 “大学城”，有效地实现了减负和教育资源的共享。基于卫星多媒体宽带传输平台的远程教育极大地改善了边远地区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国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充分地发挥了培养高等人才的主渠道作用。
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绝非“合并”、“下放”、“扩招”和“后勤社会化”所能完全涵盖。民办与公办共同发展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变革的核心应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弱化教育管理部门的行政职能，改为服务协调和宏观调控，变革的归属应是非义务教育学段除重点高校和重点高中外的完全市场化，将非义务学段的巨额教育经费归还给义务学段的份内本职中去。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甚至还应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投资，以四两拨千斤的大手笔营造民办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在大批非重点普通高校尚未完全投入市场之前，当前至少应着力于公办高校内部的运行机制，变革的方向是师资和设备资源的共享机制，应是自主招生自谋职业自创名牌的竞争机制。民办大学的发展和壮大无疑为公办大学提供了变革的成功模式。
四、关于“自学考试”、“学历文凭考试”和“具有学历证书颁发 资格的民办高校”
近20年来，我国为解决高考落榜生和在职职工获取大学文凭所设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不失为一大创举。她给无缘步入高校的广大有志青年和在职职工注入了自学的巨大动力，她带动了一大批以自学考试辅导为初衷的民办大学的迅猛发展，反之民办大学的兴起又极大地促进了自考的繁荣。
但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自考”仅仅是一种考试，它不属于教育且无法取代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无法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从而反过来又抑制了民办大学面向市场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自主办学活力，加之自考缺少对学员管理职能的重要环节，严重影响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培养接班人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贯彻。仍一味地躺在当年创造“自考”的功劳簿上难以割舍不思变革不仅不符合世界态势，也有碍于民办大学的健康发展。鉴于以自学考试获取学历文凭的民办大学已占自考生的半壁江山，当前应重点研究和实施自学考试与民办院校的全面接轨。
近年来，我国在十多个省市试点赋予具有管理职能的部分综合实力较强全日制民办大学以1/3课程自主权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 权。这一仅赋予民办大学而将普通高校自考中心排除在外的学历文凭考试制度，强化了民办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职能，加大了职业技能培训 成分的专业及课程设置，给民办大学自主办学带来了勃勃生机，这是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后的又一创举。
但是，在当前条件下，这种考试制度完全躺在自考的怀抱中，几乎无法越雷池半步，不少省市自考办不仅未给学历文凭考试创造特定的环境，反而加大考题难度刁难考生和民办院校，普遍出现了省考课程通过率均远低于国考课程以及同专业同学科学历文凭考试通过率远低于自考的反常现象，使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濒临夭折。某省1998年省考课程“政治经济学”使多所试点院校通过率为零就是明显的佐 证。某省2000年7月英语专科的省考课程“阅读一”，全省通过率仅0.4%。经查，某不可一世的公办学院居然向考办提供了一份错误标准答案占28分、超纲词汇占5分共错33分的考试试卷，更为离奇的是，就是这样一份代表国家考试的试卷居然在该考办过五关斩六将，不仅未经预审和试评，而且负责几千份考卷改题的副教授和教授们也无一发现卷面错误，经查，均是拿香烟屁股烧洞来套改试卷，骗取改卷费。公道何在？天理何在！像这样一批坑害考生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昏官留之何益？
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成果之一，我国教育部在原有25所基础上又“扩批”了12所具有专科学历证书颁发资格的民办高校，进而又授予部分省有权批准具有高职专科学历证书资格的民办院校，这无疑会给更多的民办大学带来希望。
但是，在教育部所批准的37所民办高校中除一所是本科院校外，其余36所专科层次的民办高校中不乏二流甚至三流的院校，全国万人以上规模的一流民办院校长期以来往往被以种种原因拒之门外，神圣的教育殿堂居然也冒出一股腐败的逆流和“黑哨”！
民办大学毫无主权的自学考试制度也罢，施舍1/3 出题考试权的学历文凭试点制度也罢，给极少数民办大学授予高职学历证书颁发资格的蜻蜓点水也罢，终将被自主办学、自主颁发社会认可的学历证书、自主创名牌的民办大学所取代，中国的民办大学真正需要的是高等 教育的国际惯例。
五、关于对民办大学的舆论导向
诚然，我国前阶段的民办大学就其整体和宏观而言不尽人意。加强对民办大学的管理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民营企业起步阶段存在的 “假冒伪劣”和民营科技起步阶段的科技含量不足甚至伪科技的现象丝毫未影响二者享受的政治待遇和优惠政策。方出襁褓的民办大学在处于其原始积累期所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同样不应依然构成现阶段在其进入发展期的舆论导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高等教育法》分别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民办大学地位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同样应反映在舆论导向上。
那种“闭眼不看万重山”，至今仍视民办大学为下里巴人，那种对公办大学宽松有加姑息有余，对民办大学求全责难严惩不贷；那种刚刚看到民办大学起步就喊叫发展过头；那种只强调对民办大学管理而漠视对民办大学扶持等等现象，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官僚作风作祟，他们心中唯一缺少的就是对亿万群众需求大众高等教育的真情。
六、关于税收、摊派、半票和助学贷款
近期，地税部门不顾民办大学的公益性、非营利性、非企业性、产权归属和学生主体性，试图开征“营业税”乃至“个体企业所得税”，铁道部基于局部经济利益悍然宣布民办院校学生不得享受火车半票，金融系统则将助学贷款仅限公办院校学生等等。他们祭起的一条共同法宝是，学员所在学校是否具有学历证书颁发资格？学生是否经高考录取？
试问，将是否承认学员学历拟或教育机构有没有发证权作为制裁的界定，是否符合我国民办大学的属性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民办高等教育是否是高等教育？民办大学的主体究竟是办学者还是求学者？
试问，究竟是美其名曰征收“民办大学”的教育劳务税，还是收取民办大学“学生”的求学税？高考落榜生没有公办大学可以投奔民办大学求学，是否除交纳学费外还要纳税？实施“先上车后买票”的全国电大学员和党校学员是否也因未经高考录取和各分校无发证权而遭受民办院校的同等待遇？
何谓“教育劳务”！非义务学段实行收费制的公办高校从事的教育行为算不算“劳务”？税务部门十多年前根据文化体育类以营利为目的的短训班杜撰出来的“教育劳务”概念，早应被我国社会力量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界定和高中及高中以上学段为非义务学段的国策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冠之以“劳务”就顺理成章地收税，只能是自欺欺人！
教育部门界定民办大学产权归国家所有的理由是“民办大学享受了种种优惠政策”，税务部门、铁道部门和金融部门却偏偏将民办大学的学生排除在优惠之外，是否意味着要将产权归还？一边将民办院校产权除自身投资部分外其积累和增值部门皆界定为国有，一边对民 办院校照收税不误，呜呼！民办院校何以一个萝卜被两头切？究其所以，乃“法”与“法”之间的矛盾，难怪“立法法”的出台极大地抚慰了老百姓的民心！
其实，给民办教育优惠的呼声不仅来自“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它更来自人民大众“国家再穷不要穷了教育，部门财政再紧不要把手伸向学生”的呐喊！古今中外，还没有听说过要对民办大学课以营业税！
对民办大学的种种摊派达数十种之多，经查皆有关权力机构或有关系统的红头文件，经查均不属于“摊派”！呜呼，如果有红头文件均不属“摊派”，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摊派”？对某些外资企业尚能高悬“摊派者免进”铜牌，何“民族功德事业”无法幸免！
七 、关于民办大学立法的基点
迄今，大凡涉及民办教育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属于计划经济模式下对民办教育机构的“管理”法规。凡所加管理及限制之处，无不津津乐道，生怕办学者侵犯了求学者的权益，过分地强调了办学者和求学者矛盾的“对立”；凡施以宽松及保护之列，大多虚晃一枪，忘却了办学者和求学者矛盾的统一。忘却了绝大多数办学者才是求学者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保护神。
究其所以“法”主要乃根据管理部门的管理者意见所制定，尽管他们也偶尔征求一下办学者的意见向有关部门去争一些权益，但稍遇强手就败下阵来，终以能否“出台”为大局，以折中和妥协为告终。他们对内游刃有余，对外谦恭有加，否则，外部对民办大学“征税”和“半票”怎么会定到法规上？将民办院校学生的学生证扔出售票窗口之外究竟扔走了什么？内部对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民办大学生何以连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毕业证”皆拿不到？民办大学在外地招生何以受到双重挟制，动辄被斥之以“非法”？民办大学校名何以一刀切为“学院”并贬冠为“自修”或“培训”？
民办教育立法的基点无疑应变管理为保护和扶持，民办教育的立法同样应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民办大学立法的主体应坚定不移地转移到民办大学的广大学生身上来，而不是眼睛仅仅盯住少数办学者。
一串串问号道出了民办院校几多艰辛几多呼号，尽管姓“社”姓“资”的干扰业已淡化，但姓“公”姓“民”的阴影却依然存在。视公办为阳春白雪固为可信，视民办为下里巴人的固有概念却难以苟同。
中国民办大学的前景
中国民办大学现阶段的发展，无论是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缓解升学矛盾、提高国民素质、造就四有人才等方面皆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民办大学已涌现出一批忠于教育勇于开拓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新一代民办教育家。
中国的民办大学无论在其定位、定性抑或产权及优惠扶持政策乃至发展目标等方面皆有待于按照“十五大”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重新作出新的估价。
民办大学是12.5亿国民的强烈呼唤，是教育奠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国策的历史必然，民办大学兴隆之际，就是中华民族鼎盛之时。
从西译的崛起，展望中国未来的民学，由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升华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适应世界发展态势成为国民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地位并走向世界舞台，已为期不远了。
中国的教育始于民学，中国的民学既有过辉煌于华夏的历史，就一定会有灿烂于世界的明天！
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必将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舞台上奏出震撼人心的交响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