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下降对大学的影响
我国出生人口统计图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这是我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对于大学而言,这个数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2022年全国高考人数1193万人,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14.54万人。如果现在大学的规模保持不变,再过18年,即使全部适龄学生都去上大学,也满足不了大学的招生计划需求。对于“双一流”大学和排名前600的大学而言,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中高层。但对于600多所应用型本科大学,尤其是其中的300多所民办本科大学以及1489所高职院校而言,生源危机已经隐约可见。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教授认为,中国高校保持当前的规模还有十年时间。不久前看到一份资料介绍,日本最近20年有160多所私立大学与学院关闭,至今留存的只有110多所。
我国应用型大学、高职学院中的公立院校主要依靠财政方面的人均拨款和学生学费生存,民办大学几乎完全依赖学生学费。入学人数减少,就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过去众多应用型大学的日子过得都还不错,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只要学校有基本办学条件,获得办学资格,可以颁授本科和高职文凭,就不愁没有学生。现在市场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这几类大学需要依赖颁授文凭之外,对整个社会有更好更多的价值创造,才可以谋得出路。当然,也一定会有一批学校面临关闭的结局。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在知识社会当中,知识正在迅速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使资本与劳动力居于次要位置[1]。今天大多数的组织由知识工作者构成,并且颇具规模。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生产、使用与传播当中,知识的使用者已经扩展到一系列的社会机构和社会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的使用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
越来越多的工作生活场景都需要运用专门知识,过去很多依靠经验和感觉就可以做出判断与选择的事情,现在因为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都可以进行定量的描述与测量。在市场环境中,厂商基于竞争压力,都会组织知识工作者不断学习和应用这些专门的知识,积累形成测量常模、标准或操作规范等,大量以前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有了规范流程、作业标准,就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当然,厂商也一定会大量使用机器人来替代普通劳动者。 因为使用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就需要结合具体情景进行分析,或者将知识转化为应对实际问题的各种技术。于是,知识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在地化和情境化的再生产,所以使用知识的人同时也在创造知识。 在知识社会中,大学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领域的支配者,其相对地位不断下降,会有各类知识机构成为大学的竞争者。知识社会下的大学,越来越被当作众多知识生产机构的一员来对待[2]。非传统的知识服务者
如果说大学是传统的知识服务者,那么现在很多非传统的知识服务者已经异军突起,他们在各自领域发挥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许多关键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已经从大学转移到企业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尔实验室,它起初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研发部门,后来被改组为一个独立实体“贝尔电话实验室公司”。贝尔实验室成立的90多年里,共获得3万多项专利,出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信息科技领域多次改变人类的发展进程。
大学如何反败为胜?
欧美国家的知识社会进程与少子化趋势比我国要早,不妨来看看他们的应对之策。伯顿·克拉克在其著作《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3]中深入研究了英国、荷兰、瑞典、芬兰5所新兴大学的转型经验,克拉克把它们称为“创业型大学”。这些大学采取了大胆的创业与革新行动,搭建高校学科与社会行业的桥梁,实现学术成果转化,注重社会服务功能,实现了“反败为胜”。
另一类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部分研究型大学,亨利·埃兹科维茨深入考察了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研究型大学,并写成《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4]一书,其核心命题是大学如何发挥自身在知识创造和人才聚集方面的优势,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参考文献
[1]彼得·德鲁克.知识社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